“我们的历史”：彻底互联网是一种颠覆

　　9月30日，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5期上线销售。在这本杂志的背后，曾经有过一场不小的风波——今年年初，《看历史》杂志主编唐建光带领团队集体离职，此事件很快在业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年6月，从《看历史》出走的唐建光又重新回归“历史”。然而，有着杂志情结的唐建光这一次并没有选择纸质杂志，而是带领团队毅然投身新媒体，创建新历史合作社，打造数字产品品牌“我们的历史”。

　　作为曾经的传统期刊人，一脚踏进新媒体的唐建光如今对于办刊有着怎样的感受和体会？完全脱离纸质杂志的《我们的历史》究竟如何运营？新历史合作社又是一个怎样的新媒体平台？或许，他的这些经历和探索，会给仍然置身于传统期刊领域的办刊人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的杂志客厅，是一个在京城媒体圈有些小名气的四合院式酒吧，这里也是新历史合作社的总部。

　　说到今年6月创建的新历史合作社，集体离职事件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毕竟这是日后所有全新探索的起因。靠在杂志客厅一个临窗的沙发上，目前职务是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的唐建光，为《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回顾了那场备受关注的离职风波。

　　2007年，主张以新锐的观察视野和写作手法书写历史的《看历史》杂志创刊。在知识类、学术类、通俗类占主流的历史杂志中，《看历史》这种全新的尝试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但这一独特风格和杂志浓厚的人文气息却为其聚拢了一批忠实的读者，杂志的品牌和发行量也由此得到了较快提升。然而，《看历史》在5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赢得广告商太多的青睐，用唐建光的话来说，“每年似乎都看到了一种可能，但杂志却始终处于亏损状态”。恰在此时，移动互联网时代汹涌而来，随之而来的移动数字阅读让整个媒体市场开始发生变化，读者在迁徙，广告在迁徙，而这留给一本新创办小众历史杂志的生存余地也变得越来越小。

　　在这一背景之下，杂志究竟要往何处走，让唐建光及其团队与投资方产生了分歧，并最终导致团队的集体离职。唐建光并不愿多谈与投资方之间的分歧细节，在他看来这种分歧很正常，只是“面临整个媒体大变局时不同的路径选择”。

　　有分歧是正常的，而且由于《看历史》本身体量很小，这场风波也算不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钛媒体专栏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师魏武挥认为，“掀开似乎是件小事的表面，这桩案例孕育着最普遍的传媒转型之痛，这个转型属于内容生产上的矛盾集中爆发”。也许正因如此，关注唐建光及其团队的出走与回归，对业内人士而言就变得更有意义。

　　6月，唐建光及其团队打造的首期《我们的历史》在多看、拇指阅读和豆瓣等3个数字阅读平台上线，内容聚焦“台湾的脚印”。在很多人看来，唐建光及其团队回归“历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作为一群有办刊情结的人，他们没有选择纸质杂志而是转战新媒体的做法，却着实让不少业内人士有些出乎意料。

　　对此，唐建光解释说，最初他们也曾考虑另立门户创办一本纸刊，但做一本刊物至少需要三五年的培育期，而且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创办纸刊并不明智，因为“你是在和世界逆行，是在逆流而上。你的机会越来越少，你的成本越来越高，也许到了你认为可以赢利的时候，这个世道已经完全变化了。”

　　“试图在一个传统媒体的废墟上构建新媒体，就像是在沙漠里建大楼。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砸碎，直接把原来的推倒重来。你只有把它砸碎，才会有一个新世界。”很快，唐建光及其团队就否定了创办一本纸刊的想法，并决定用一种全新的模式构建这本相对小众的历史杂志——创办完全脱离纸版的数字杂志。

　　唐建光说，在传统纸刊的成本构成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投入到内容本身，稍微好一点的杂志会在内容上投入20%～30%的成本，大多数杂志则只能为内容投入10%，剩下的成本几乎都花在了纸张、印刷、运营、发行、物流、入场费等环节上。“同样一个历史内容平台，现在数字化之后的运作成本只相当于纸刊的1/3，而且60%～70%的成本都花在了内容上。如果你只做虚拟团队，连工作场地都省了，那么你在内容上的投入比重会更高。”

　　尽管目前只推出了一种数字杂志，但唐建光及其团队对于构建全新模式有着更大的“野心”——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在主刊《我们的历史》之外，再辐射出4种～5种系列数字杂志。对此，唐建光解释说，传统纸质杂志强调“杂”，在一本杂志中会包括若干栏目，主题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试图用一个信息包满足各种读者的需求以及读者的各种需求，但这其实并不适合未来的媒体形态。

　　“现在我们也在做信息包，但这个信息包主题非常明确，一期只做一个话题，相当于把原来纸质杂志的封面专题做成一本特辑。而原来纸质杂志的其他栏目未来也会被放大，逐步打造成为一系列独立的数字杂志。”唐建光介绍说，下一步他们将依托原来纸版杂志的《寻路》《战场》《传承》等栏目，陆续推出涵盖人文旅行、军事、人物、家族、商业等领域的系列历史类数字杂志。“原来是满足一个人的多种需求，而现在是把每个需求进行细化，用特辑或信息包满足用户在专门领域的深度阅读需求。”

　　9月24日，唐建光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消息——“新历史合作社已与中信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我们的历史’系列数字、纸质产品将由中信出版。新历史合作社专注于优质历史内容和产品，并借由中信强大的出版平台和行销渠道，提升产品品质和阅读体验，传达至更广泛用户”。

　　10月11日，唐建光又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有幸邀请到两位新同事加盟”，分别负责新历史合作社的内容统筹和“我的历史”公民写史项目，以及新历史合作社数字媒体产品、视频产品的制作和运营。

　　合作上的有序推进、图书上的疆域拓展、人员上的招兵买马，这一连串的进展让刚刚创建4个多月的新历史合作社羽翼日渐丰满。其实，所谓新历史合作社，是由原《看历史》主要团队成员发起，同时有很多与历史有关的写作者、媒体人、公益人等参与的开放式历史产品生产平台。“生产流程中的核心概念是一云多媒：云包括作者群和内容池，作者不一定是我们的员工，他可以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一切人，这样逐渐形成一个无边界的内容生产队伍；内容池，就是生产的内容放在一个池子里，它可以变成图书、杂志，可以变成视频所需要的内容，可以被不同品种的产品所利用。多媒就是指多种媒体形态、多种销售渠道。”

　　对于唐建光及其团队而言，新历史合作社既是一个新的媒体平台，更是一次新的创业尝试。他们为合作社设定了两个边界：一是专注历史领域，二是专注内容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我们的产品将包括系列数字杂志、纸质图书和杂志、纪录片和电视节目等影像产品、活动产品、定制产品等。目前正在构建历史记忆平台——‘我的历史’公民写史，每个人都可以记录和分享自己的历史，预计年底上线。”

　　尽管目前在线销售的数字杂志还没有实现赢利，但唐建光对新历史合作社未来的前景非常乐观，“随着传统阅读的用户快速向数字阅读迁徙，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当达到一定规模，就会有足够的营养、土壤养活这些数字产品。未来，我们将进行多种产品、多种渠道的销售，形成产品群并在更多有价值的数字阅读平台上线销售，以实现整体的良性收益”。

　　唐建光将这个“未来”设定在了2015年。对于唐建光及其团队跳脱纸刊的数字化探索，拇指阅读创始人左志坚评价“这是本人目力范围内，比较靠谱的一次尝试，也可以说是内容人必然要做的一个方向：靠数字内容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