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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职场3万人商量去干体力活:放弃1700的日薪去打月薪5000的工

时间:2023-05-14 16:23|来源:网络|作者:小编|点击:

  2023年1月之前,她一直是亲戚口中好学生的样板,从小用功读书考进名校,毕业之后进入4A广告公司,再跳槽到互联网大厂、世界500强外企,职级、待遇也水涨船高。

  然而,就在看似顺风顺水的时刻,27岁的阿楚却毅然决然裸辞。两个月来,她在云南捡过咖啡豆,在三亚摇过奶茶,即将开始在大理摆摊卖咖啡。生活变化之大,让她不时感到恍惚,不知道自己究竟所处何地。

  她告诉时代财经,自己之前是一个特别焦虑的人,一直害怕跑不赢同事,担心自己35岁做不到管理层就会被淘汰,还曾为此成宿成宿的失眠,甚至呕吐。

  这一切的压力,在从事体力劳动的这两个月竟然烟消云散。现在的阿楚再也不用每天忙到凌晨两点下班,不断忧虑项目进度,哪怕到了周末还要处理工作。相比之下,体力活让她脑袋彻底放空,内心涌动愉悦。每天工作结束,她感受到一些确定的成就感。以至于她的睡眠质量都得到明显提升,皮肤也变得比此前更加透亮。

  “我现在只想过好今天跟明天,找到让自己真正快乐的事情,甚至都没有能力规划一周以后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持续被工作挤压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或践行类似的选择。他们决心打破职业鄙视链的框架,积极探索自己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豆瓣小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以下简称“探索联盟”)成立的短短4个月时间,吸引了超过3万名组员加入。不断有人在其中分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职业改变:或是作为长期职业规划,或是短期放松或兼职,他们离开大厂、稳定的体制,离开光鲜亮丽的白领生活,转身投入保安、服务员、咖啡师、快递小哥这样的体力劳动。

  这样的发展态势,远超组长久期最初的设想。去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职场的她发现,身边不少朋友曾在工作中体会过无力感,甚至抑郁的情绪。一位朋友“好累啊,要摔电脑去当保安”的抱怨引发了她的思考。

  难道年轻人高学历毕业之后,一定要从事“更高级”的脑力劳动么?久期开始有了疑问。正是因此,她一开始建立探索联盟只是为了给自己“探寻更多可能性”。

  久期一度觉得,这只是很少一部人的想法,想通过这个渠道交到几个志同趣合的朋友。但随着组员人数增加,她逐渐意识到,这背后是一种共通的情绪。

  “很多时候我看组里的帖子,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不是不想动脑,只是想要一份人际关系简单,下班了就是下班的工作而已。可现实的情况是,晚上十点、十一点下班之后,一个电话、微信过来,就必须打开电脑继续工作。工作跟生活没有界限,这可能才是大家想要探索体力活可能性的真正原因。”

  阿楚就是久期口中“生活被工作完全侵占”的典范。在裸辞之前,阿楚刚刚从一家互联网大厂跳到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她想要借此离开互联网996的生活,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自己身上。

  没有想到的是,迎接她的却是更加忙碌的生活。从早上9点坐上工位开始,阿楚要一直忙到晚上凌晨一两点才能下班,连上厕所和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甚至吃饭也经常没有胃口,入职三个月左右,暴瘦20斤以上。就连周末,也要不断应对解决来自其他部门的问题。

  身体的劳累已经到达极限,让阿楚更痛苦的,是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却始终无法推进任何有意义的工作。每天疲于给其他部门“做保姆”,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却受限于公司职权架构,无法真正推动。三个月一次的绩效审核,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压在阿楚身上。

  连续的加班和压力剥夺了她的睡眠和健康。“那种累,不光是身体上的累,也是心里的累,很压抑,每天胸口很闷。回到家还失眠,熬到凌晨五六点,太阳都出来了。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早上坐地铁到静安寺,我都有一种想要干呕的感觉。”

  真正给阿楚敲响警钟的,是身体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暴瘦、三次因为高烧进医院急症室,最严重的一次,是她在出差途中突然发现自己耳朵失聪,下飞机后紧急赶往医院,才发现自己得了中耳炎。这本来是个小病,但由于她持续的加班延误治疗,险些酿成耳聋的风险。

  和阿楚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同样是选择离开大厂,转身做起调酒师学徒的Neo;硕士毕业费劲千辛万苦挤进咨询行业后,最终却离职做咖啡师的王淼淼……这些年轻人背后有着几乎一样的故事,连续的加班、裁员的压力、持续的失眠、不堪重负的身体,越努力却越迷茫的状态,促使她们做出同样的选择。

  而在逃离大厂之后,她们想要的其实并不多。阿楚想要健康的身体,以及平衡的工作和生活;Neo想要看看互联网之外的生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里人们是怎么生活的;王淼淼只是想要回应自己内心那点所剩无几的不安分和不甘心。

  在探索联盟小组内,一个帖子让人印象深刻。一名毕业于985学校的女孩,从一家企业科技部门的销售岗辞职后,转型做了瑜伽老师。“我再也不想回到格子间,拥有什么办公室生活,我只想逃离,甚至只是呼吸一下空气、晒晒太阳。”她写道

  Neo告诉时代财经,去年年底从互联网行业离开后,她原本的预期是休息到年后就重新开始找工作。没曾想在一次和朋友的酒吧聚会中,意外地跟酒保聊了起来,才得知这里还在招人,她决定要把握住这一次的机缘。

  4个月时间转瞬即逝,但每当回想起这个有些冒失的决定,Neo还是会感到幸运。不是这一次的阴差阳错,她可能没有机会跳出社会固有的框架,探索自我的可能。

  作为新人,她现在每天的工作是早班10点到酒吧开店,准备当晚调酒用的物料,熬糖浆、削柠檬皮、凿冰球等,偶尔还会为白天来的客人冲上一杯咖啡。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劳动里面,她感受到某种不可名状的充实。

  在她看来,相比无休无止、不断焦虑的脑力工作,这样的体力劳动无疑是幸福的。当然,体力劳动并非不辛苦,每天必须要维持8个小时以上的站立并非易事,做6休1的工作节奏也不轻松。

  但对Neo来说,工作和休息之间,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边界感。她每天7点准时下班,就直接回到自己的生活。再也不会在下班后接到工作群里老板狂轰滥炸的消息,不用为明天的评审会、后天的项目启动忧虑,曾经那种“胸口总有块石头压着”的窒息感也随之消失。

  非常直观的表现在于,Neo的身体状态在明显变好。失眠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此前因为不断加班导致的虚胖、浮肿也随着每天的站立消退。4个月的时间,在没有刻意健身减重,正常吃饭、睡觉的情况下,Neo的体重降了18斤。

  一些细小却更深层次的变化,也在同步发生。有一天下班后,Neo骑着自行车飞驰在路边。当她看着身边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突然领悟到内耗的真正含义是“对自己、对外界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正是她之前一直不够快乐的真正原因。

  而在她成为调酒师学徒之后,曾经困扰着她的“好学生”标签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在她的同事里,有兼职调酒师只为赚钱养活工作室的漫画家,有因为不想写代码转身做餐饮的尼泊尔籍复旦留学生。当见到这么多鲜活自由的生命之后,Neo才真切感受到“人生不设限”的现实意义。

  现在的她变得更为勇敢。成为调酒师学徒之后,Neo特地剪去了留了27年的长发,第一次以寸头形象示人。她也变得更为成熟,首次真正有了长大成人的实感,并终于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跟在家长、同学的脚步后面亦步亦趋。

  类似的积极变化,同样发生在阿楚跟王淼淼身上。阿楚直言,体力劳动的两个月,她逐渐从一个特别慕强、得失心重的人,变成一个温和的人。“我甚至愿意花上半天时间发呆看天看云看星星,一个人半夜去花市的垃圾桶里捡鲜花,这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而王淼淼入职咖啡师后,直接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线年,我一直是一辆困在拉力赛里的赛车,跟着指示,记着剩余的人生赛程,计算着自己的燃料,想着未来几年要实现什么样的世俗目标。可就是在某个晴好的白天,我看到赛道外有更加摄人心魄的美景,于是我尝试脱轨,尝试解放自己一直以来被贴上日程表的情绪和喜好。

  对于那些辞职去做体力活的年轻人,一个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是:这样的选择能走多远?

  在当今国内的评价体系内,从事脑力劳动被普遍视为比体力劳动更有创造性,也更有价值,两者在薪资待遇上也有着巨大的差距。相比于大厂动辄数十万元的年薪总包,体力劳动者普遍的月薪都在5000元以下,上万元者凤毛麟角。

  阿楚、Neo和王淼淼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她们都希望能将体力活视为一项长期的规划,但也清楚地明白这背后的难度有多大。

  阿楚经历过的多份体力活全是义工,用劳动换取食宿,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回报。为了延续自己的打工生活,她能做的不过是多接兼职,降低物欲减少开销。目前,阿楚寄希望于能够通过摆摊实现收支平衡,或通过兼职的方式成为大理数字游民的一员。但与此同时,她也做好了一年后回归职场的兜底计划。

  Neo是其中对降薪感受最为明显的那个,曾经在大厂工作接近5年的她,年薪总包达到45万元。放在互联网行业,这样的待遇稀松平常。但对于现在每个月工资只有5000块钱的她,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按照最简略的方式计算,如果继续留在互联网行业,Neo的日薪接近1700元,只要工作三天即可抵上现在一个月的努力。

  更何况,习惯了独居的Neo并没有搬到酒吧提供的宿舍,而是继续在上海租房。如此一来,每个月的薪水基本只能覆盖她的房租成本。虽然酒吧包餐已经砍掉很大一部分开销,Neo也砍掉了自己所有不必要的消费,但考虑到其他开销,这份工作仍然无法自负盈亏。

  综合考虑过后,Neo默默给自己设下了半年的期限。如果在半年之后,她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要以调酒师为职业,就要回到大厂,回到以前的生活。

  王淼淼是三人当中唯一一个决心要把咖啡事业坚持到底的年轻人。然而在她表明自己要么开店,要么转型烘豆师的想法后,立刻补上一句:“我的想法不一定能代表其他咖啡师的想法,因为说实话,我家里能给的经济支持还是更多一点。”

  如果没有家里的支持,仅靠咖啡师3000元的月薪,甚至难以支撑她在沈阳的日常开销。也正是因此,王淼淼会谨慎劝导每一个来咨询轻体力活生活的网友,告诉她们要三思而后行。在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赞扬背后,是体力劳动者谋生不易的事实。

  哪怕在久期的观察中,探索联盟内也只有极少数组员想将体力劳动作为长远规划。绝大部分人还是把轻体力活当成一场探索,一次短暂的放松。而这也是久期最开始将小组命名为探索联盟的原因。

  在探索联盟小组的简介里,久期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读书,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做到什么了不起的职位,恰恰是有勇气去接受更多可能性。 ”类似的情绪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蔓延,有越来越多的人迈出第一步,开始尝试、探索、挖掘自己身上蕴藏的可能性。

  不久前,谢阿金辞去了自己在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飞往新西兰开启为期一年的海外体力活探索之旅。从去年9月至今的这大半年来,先后做了猕猴桃厂、肉厂和樱桃厂的女工,一边工作一边旅行。

  来到新西兰,谢阿金最强烈的感受是,自卑感消失了。“不会担心自己英语口音不好、教育背景不好,还特别有底气跟用人单位谈薪。”曾经在咨询行业工作的她,时常会因为自己并非名校毕业的学历感到自卑,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份精英式的工作。一度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深陷自我怀疑和焦虑。

  在这份变化背后,是新西兰及其短缺的人力资源。人力的短缺,导致新西兰工人的待遇水平维持在高位。谢阿金以自己曾经工作过的肉厂举例,工作时间是6:30-15:30,兼职的她也有时薪24纽元,换成人民币103元左右,15:30之后算加班时间,时薪1.5倍。干满一个月后,时薪还会有固定的涨幅。

  相比之下,新西兰办公室工作的待遇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她一个工友的男朋友在实验室工作,但工资却低于这名工友。谢阿金还有朋友在做翻译向导工作,拿的是最低时薪22.5纽元。

  当福利、待遇得到保障之后,人们似乎拥有了更多发展自我的可能。但对于久期来说,自由和稳定仍然是不可调和的选项。

  去年毕业以后,她一直在老家省会的一家央企工作。这是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薪资稳定,每天5点半下班。久期却因为体制内压抑的氛围、陈旧的价值观倍感痛苦,也曾闪过跟组员们一样裸辞追逐自由的念头。

  思虑再三过后,久期还是最终与工作达成妥协。“可能工作就是不完美的,它就不是为了给你带来快乐的。工作只是挣钱滋养自己的生活,好像想开之后,就都能接受了。”

  事件发展到这里,久期成立探索联盟这一小小的尝试,仿佛只是一次无用功,她最终也没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在久期自己看来,学会甘于自己的平凡,也是一种成长,这同时也是对“体力活能否长期持续干下去”这个天问的最终回答。

  哪怕只是短期的探索尝试,这份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在做组长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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