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客家人潜伏台湾42年归来时儿孙满堂

　　1988年12月，台湾解除戒备，不少台湾同胞返回大陆，其中有一位不起眼七十多岁的老人步履蹒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看着眼前繁荣昌盛且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位老人情不自禁地

　　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名背井离乡的普通的台湾同胞，殊不知他竟是的一名红色特工。在台湾潜伏四十二年的他归乡心切，此时他已潸然泪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如愿以偿回到祖国的怀抱。

　　1921年在广东省丰顺县采芝楼的一农户家中，刚刚添了一名儿子，家里给这名男婴起名为谢汉光，家名称作丙坤。

　　丰顺县出过不少人才俊杰，与谭嗣同、陈三立、吴宝初并称为“岭南四公子”的丁惠康，就是丰顺县人。人杰地灵外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谢汉光打小就被周围人觉得非常聪慧。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人说“诺大个中国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可19岁的谢汉光成功考入“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给家里9个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

　　谢汉光的大学时光获益匪浅，“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李四光，都是他的老师。

　　除了名师，他的校友也不乏国之栋梁，陈仲豪、梁铮卿和张伯哲都与他关系颇深，四人在日后更是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战友。在学校里他们跟着学习理论知识，并且积极响应抗日活动。

　　1942年，谢汉光毕业后回到老家，谢汉光的同学请他到桂林的黔桂铁路柳州农场工作。到农场工作的谢汉光，凭借出色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很快就当上了主任。

　　谢汉光除了农场的工作外，也在从事“兼职”。当时由于潮汕一带沦陷，不少人都要躲避敌人抓捕、转移阵地。

　　这个时候的谢汉光还只是我党的“编外人员”，但他依旧冒着危险偷偷收留了不少人，尽力帮助他们逃出生天。慢慢地，谢汉光所在的农场逐渐发展成了我党的一处秘密联络点。

　　一路上风餐露宿，谢汉光想找块像样的树皮都不容易，因为大家和他一样饿，好点的树皮草根早就被其他人吃掉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沿路乞讨。

　　就这样，谢汉光一边采集所剩无几的食材，一边挨家挨户讨一口吃的，靠着顽强的意志终于抵达四川。

　　到了四川后，谢汉光找到了之前帮助过的我党人士。对方看着饿得身形枯槁的谢汉光，心里十分同情，连忙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让他在高县当一名老师。工资高低不说，关键能吃上像样点的饭，日子安逸。

　　1945年10月25日，日军投降后台湾得以光复，谢汉光的一位老师接到任命，前往台湾出任台湾省林业试验所的所长。

　　由于谢汉光在上学时和工作后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位老师就给谢汉光写信，随时欢迎谢汉光来做他的助手。

　　接到老师来信的谢汉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立刻交接好工作，抵达香港准备乘坐客轮抵达台湾。

　　到了香港之后，谢汉光结识了一名善良貌美的女子，两人好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由于情投意合感情也很快升温。1946年年初，两人挑了一个良辰吉日，举办了结婚仪式。

　　当这对新人正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时，中共华南分局的香港负责人苏惠找到了谢汉光，希望他到了台湾之后，开展地下工作。她知道自己的出现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潜伏计划刻不容缓。

　　虽然才刚刚结婚，但谢汉光二话没说就接下了这份“新工作”。苏惠感到非常欣慰，微笑着对谢汉光安排了第一项任务：“你有一位校友也很快要到台湾，希望你为他安排一个职位，便于开展工作。”

　　回到家的谢汉光，因为纪律不能让妻子知道潜伏任务，内心对妻子又愧疚又不舍。思来想去之后，他紧紧抱着妻子，哽咽着缓缓开口道：

　　“工作临时有变动，不能带你去台湾了，而且可能有段时间会联系不上我。你不必为我担心，照顾好自己。也不必等我，如果遇到更合适的人就嫁了吧。”

　　婚后第9天，谢汉光拎着行李在家门口与妻子告别。两人互相泪眼婆娑地注视着对方，却沉默良久开不了口，仿佛想把爱人的模样铭刻在心中。良久，谢汉光终于忍不住对妻子说：“等我回来。”

　　而谢汉光更不知道，妻子此时已经怀有身孕。很幸运，他当了爸爸；很不幸，他没办法陪伴孩子长大。

　　抵达台湾一个月后，谢汉光见到了苏惠口中的那名校友，来人与他关系匪浅，正是他在大学结识的好朋友——张伯哲。按照组织安排，谢汉光把张伯哲安排进了莲花池分所，当一名普通科员。

　　没过多久，谢汉光的老师因为工作变动，推荐谢汉光接任了所长一职。这对于谢汉光和我党潜伏在台湾的地下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份意外大礼。

　　谢汉光借助自己的人脉地位，为不少赴台的地下工作人员安排了工作，其中就包括大学时的三个知心朋友：

　　张伯哲升任为林业试验所的科长，梁铮卿成为了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的技术员，陈仲豪则进入基隆中学教书。

　　1947年初，中共台湾省委经过长期以来的观察，通过了谢汉光的入党申请，他的介绍人就是好朋友张伯哲。

　　终于如愿以偿的谢汉光面向党旗，站得挺拔笔直，他一边攥紧拳头，一边对着党旗庄严地宣誓。从此以后，他就是一名光荣的员了。

　　谢汉光等人的潜伏工作进行地也非常顺利，他们不光组建了严密且较为庞大的情报网，还通过刊发《光明报》积极宣传思想，为此头疼不已。

　　不过这种顺风顺水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对于中共台湾省委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8月，一个名叫王明德的地下党员被保密局抓走，因为他多次给女友邮寄《光明报》。

　　王明德被抓后，很快就把自己知道的我党情报全盘托出，导致我党的“成功中学支部”和“基隆中学支部”等组织被相继破坏，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7人牺牲，其余的人要么被关起来，要么投靠了敌人。

　　随着事态进一步恶化，两个月后地下党高雄市工委的李汾，在开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逮捕，接着他就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而陈泽民被捕后，直接把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供了出来。

　　1950年1月29日，我党在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蔡孝乾被抓，并在一周左右就供出了所有我党在台人员，导致直接导致400多人被捕，1800多人被牵连。

　　其中代号为“密使一号”的吴石、陈宝仓、朱枫等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终都于台北马场町被枪杀。

　　在这场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灭顶之灾中，张伯哲和梁铮卿相继牺牲，陈仲豪下落不明，谢汉光是为数不多能够幸免于难的人了。而他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全靠张伯哲等人的帮助。

　　据谢汉光晚年回忆，3月的一天，张伯哲托人交给他一封信，里面还附带了30块钱。张伯哲在信中提醒谢汉光，组织已经暴露，他们都处在危险边缘，让他立即离开林业试验所，躲避的追捕。

　　谢汉年收到信后，对朋友和同志们的处境感到非常担心，但时间刻不容缓，他马上动身躲进林业试验所的中埔分所。

　　几天后，试验所的一名同事告诉他，当时有6名警察过去抓他，幸好他及时逃走，让敌人扑了个空。

　　见风头过去，忧心其他同志的谢汉光壮着胆子去台中畜牧场找梁铮卿，可是却被告知，梁铮卿前一天就被抓走了。接着他又到处寻找，却没有发现张伯哲在内的其他同志的消息。

　　孤立无援的谢汉光，想起了张伯哲的那封信。信中张伯哲还为谢汉光安排了一个潜伏计划，让他去台中的南屯村，投奔之前的大学同学，再请老同学帮忙，把他护送到台东林场的林业改良站。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当谢汉光即将到达台东林场的时候，碰到了当地的一位名叫汤溪伯的农民。

　　对方看他神色匆匆，警惕地问他是干什么的。谢汉光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就说自己是的逃兵。

　　由于“拉壮丁”的恶名太大，不少百姓对于逃兵又理解又同情，这位淳朴的农民一听谢汉光是逃兵，执意把谢汉光领进家里。由于谢汉光“没有户口”，几天后汤溪伯又把他藏到了20里外的深山里。

　　在深山里，谢汉光仿佛回到了当初前往四川逃难的那段时光，在这个深山他不用担心饥饿，因为没那么多人抢食物。

　　也正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此时的他才会倍感孤独，他一闲下来就会忍不住思念：思念好友与同志们，思念远在大陆的妻子家人。

　　过了几天，汤溪伯带着村长过来找谢汉光。村长对谢汉光的处境感到非常同情，决定把谢汉光接回村里住。谢汉光被村长的善意打动，送给村长两枚金戒指。

　　这两枚金戒指对谢汉光来说意义重大，一枚是他父母传给他的，另一枚是他的结婚戒指，是他仅有的财物。哪怕没有饭吃，他也不舍得变卖。

　　村长一开始再三推辞，可谢汉光执意要表达自己的谢意，村长拗不过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表示先帮谢汉光保管着，谢汉光有需要可以随时取回去。

　　回到村里后，村长不光给谢汉光安排了住处，还用一名早已失踪的村民名字，给他办了身份证和户籍。就这样，谢汉光用假身份在村子的林场里干活，以此躲避的追捕。

　　一段时间过后，村里看谢汉光老实能干，又形单影只，就准备给他商量一门亲事。可谢汉光心里一直放不下远在大陆的妻子，一直不肯再婚。

　　谢汉光不仅对家庭忠贞，对党和祖国也极其忠贞。潜伏的那些年，虽然日子过得孤寂清贫，他也未曾想过自首或者叛变，一直在想办法与组织取得联系，他曾激动地说：“我坚信能看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天！”

　　谢汉光在村子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把在村子里好好活着这件事，作为一项“潜伏任务”。一眨眼，这项任务他坚持做了38年。这些年他一直在等，等待重返大陆的机会。

　　他在林场里忙碌一天之后，经常会爬到附近的高山上，然后面朝大陆方向遥望。他想看到家乡，他仿佛看到了家乡，他想家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坚守最终还是值得的，随着时局的转变，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坚冰逐渐被打碎，他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得知消息的谢汉光立刻去办理了申请。次年年底他的申请终于通过了，他用“叶依奎”这个假身份，从台湾坐船抵达香港，接着又从香港回到了朝思暮想的老家。

　　回到家乡的谢汉光，四处打探妻子的消息。最后得知，妻子早已回娘家了。对家人强烈思念的谢汉光，顾不上舟车劳顿，立刻赶往妻子的娘家。在那里，失散42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

　　42年，当初的满头青丝早已被时间洗刷成银白色，谢汉光和妻子的脸上也长出许多皱纹。

　　纵使容貌衰老，可两颗相爱的心却不曾改变。谢汉光的妻子和谢汉光一样，当初也有人劝她再找个丈夫，可是都被她一口回绝了。因为她相信，丈夫终有一日会出现在她和孩子面前。

　　当年谢汉光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妻子已经怀孕了。如今与妻子重逢后，谢汉光发现自己不仅当了父亲，还是三个孩子的爷爷。42年弹指一挥间，人与事皆为沧海桑田。

　　谢汉光看着妻子和孩子，心里不是滋味。这42年，他虽然历经坎坷，但是身边一直有人相助。可妻子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要撑起一个家。其中酸楚，和谢汉光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此后妻子和家人不用在提心吊胆、神情憔悴了，因为他终于回家了。他紧紧拥抱着妻子与孩子，浑浊的泪水从满是沟壑的眼角缓缓落下。

　　当年他好像也是这么抱着妻子的，他还记得走的那天对妻子说：“等我回来。”，于是他像是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样，哽咽地对妻子说：“我回来了。”

　　团圆是美好的，但月有阴晴圆缺。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和证据，谢汉光无法向国家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只能用“叶依奎”的身份，每个月领取当地政府为困难台胞发放的20元补助。

　　想当初，他虎口脱险躲过一劫，又隐姓埋名38年，什么困难都难不住他。他四处奔波，打探之前朋友和同志们的消息。结果发现，张伯哲和梁铮卿等人没有回到大陆，因为他们早已牺牲。

　　柳暗花明的是，谢汉光找到了下落不明的陈仲豪，他的这位老朋友、老同志，此时正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主任。原来，当年陈仲豪在组织的帮助下，成功返回大陆，因此谢汉光在台湾才到处找不到他。

　　这对阔别近40年的老朋友，看到对方后都激动不已，在喜悦之外，还有一丝感伤。当初大学里的四个好兄弟，如今只剩下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年人。他们思念对方，也思念已经牺牲了的张伯哲和梁铮卿。

　　陈仲豪与谢汉光重逢后，回去立即写了一封证明信，寄给了在天津市台办工作的徐懋德，请他帮谢汉光办理恢复党籍的手续。

　　当年徐懋德和他一起在台湾基隆中学教过书，回大陆后两人也经常联系。收到陈仲豪的信后，徐懋德又收集了一些，其他当年潜伏台湾的同志们所写的证明材料，整理完马上交给中共中央组织部。

　　此事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专门派了一位司长级别的领导亲自落实情况。经过多年的调查核实，1994年，丰顺县委组织部交给谢汉光一份文件，文件里是这么说的：

　　“中央组织部决定......按一般干部（科员）办理离休。月标准工资按科员六档123元，科员九级164元，基础工资90元，工龄津贴49元，共计426元。办理离休后，离休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谢汉光看着这份文件，看着看着眼里就不自觉起了一层雾气，接着当场潸然泪下。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他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党和国家都记得。他是谢汉光，是一名光荣的员。

　　心愿以了的谢汉光，终于能踏踏实实地生活了。他托人把自己在台湾的财产变卖，又凑了一些钱，花3.1万元在县城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在家人的陪伴下享受天伦之乐，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1996年谢汉光在家中逝世，享年75岁。老人走得十分安详，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脸上仍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谢汉光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甚至九死一生，但最后所有的心愿都被满足，心中了无遗憾。

　　作为谢汉光的老朋友，陈仲豪专门为谢汉光写了一篇，名为《谢汉光传奇式的革命人生》的文章，他在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

　　“我深深感到谢汉光的为人做事，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是一位纯挚、朴实、所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典型人物，其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可歌可泣，应该流芳史册。”

　　这段话，完美地概括了谢汉光的精神与品格。而这说的不仅仅是谢汉光，也是张伯哲、梁铮卿等烈士们。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在他们面前都如同棉花一般无力。

　　因为他们心中有理想、有信念，就像有颗炽热的太阳，让一切阴暗无所遁形，把一切恐惧都焚烧殆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