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丨在上古社做编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书是连接人与人精神空间的桥梁，阅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图书背后的编辑，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类人、怎么看待书？在上古社编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在今天的“4.23世界读书日”，我们特别采访了五位年轻编辑，听听他们怎么说！

　　彭华：我本科、硕士都是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方向。本科三年级需要实习，刚好刷微博发现了赛总（当时是普通编辑）的账号，虽然不认识，但也就这么冒昧地发了个人介绍和实习诉求。他们欣然接受了我这个天降小苦力，于是就在瑞金二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当时我曾经带动两个办公室一起养热带鱼。硕士毕业考进来发现从前的快乐老窝变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也被工作量扼住双手，摸鱼都很勉强，别说养鱼了。现在编书的主要方向是文学类典籍整理和学术论著出版，偶尔做普及读物。

　　戴亚伶：身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你编辑了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书，从中学到了什么技能呢？

　　彭华：最有意思的是一本用水书（一个少数民族——水族的文字）写的丧葬指南。那个时候我刚工作，领导让给这本书批格式——划线让水书、汉字和注音对齐。但我批着批着，发现前后的汉译和水书对应有颇多不同之处，这对于比较成熟的文字，按理说是不应该发生的。我就硬是用“本校法”，花一两天时间，从入门到改稿，连写带画地整了一页审稿提疑。后来，作者方基本上都吸收了。所以，如果要吹牛说大话，可以说自学了水书，哈哈。

　　还有就是增进了我的题签水平。我从小练字，但大学里没怎么精进书法技艺，所以有点荒废了。后来祖师爷王水照先生将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我因为要催《王水照访谈录》的稿，就跟着领导、前辈一起去看他。王先生居然指名要我题签，我诚惶诚恐地练了小半年，进步甚微，终于在卢康华师叔的语音指点、碑拓实物分享（和一些必要的修图美化）下化庸常为可看，完成了题签。后来参会，深深感受到了这份抬爱的力量——破冰的尬聊常常由此而起，被师叔们戏称“代表作”是题签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团》。

　　当然，做编辑最大的职业福利，就是时刻接受新知，从字词用法到不熟悉的分支领域的文献、人物，再到公众表达、待人接物等，相信会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就此慷慨分享，我呢就“不贤者识其小者”啦。

　　戴亚伶：很好奇自称“不贤者识其小者”的你，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书呢？

　　彭华：作为一编室的编辑，理应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说起，毕竟我们都是读着它走上专业道路的。但我偏不，准备来年把它留给负责人戎默博士。

　　我想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它之前有过两个版本，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为了进一步适应年轻师生的偏好，目前是个配色清新的浅绿小开本。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到杂剧传奇应有尽有。作者是学界权威专家和我社资深老编审。以微型评传的形式串连作家（或专题）与作品，有注释有赏析，既为普通爱好者扫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障碍，也时有一些精妙之处，让专业研究者有共鸣、有收获。

　　以小绿皮中销量最高的《苏轼诗词文选评》为例，它是王水照先生和朱刚老师合著的，一方面用最简单的方式展现宋代文学研究前沿成果（比如乌台诗案的审判性质），另一方面也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阅读心理与使用体验，具体表现为能按字面疏通的就尽量不繁复地解释用典，以免吓退初学。

　　再有就是要推荐“海外汉学丛书”，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可能是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洪业《杜甫》较早地将中国的诗圣介绍给英语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前几年经BBC同名纪录片的传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其中可以说是我们的中译本促进了英语原书在半个世纪后的再版与新生。

　　艾朗诺的李清照研究非常符合我们对于海外汉学提供新视角的期待，他列表推敲了一些词作的可靠性，也从词代言体属性出发，发出灵魂之问：赵明诚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浸淫在士大夫写作传统中的李清照，词中的思妇是否都是她本人）？顺便做个小广告，今后我们还将推出牟复礼《诗人高启》和川合康三《中国的诗学》，敬请期待。

　　戴亚伶：那么，今年你责编的书中，最期待的是哪一本？顺便也跟我们说一说未来你对做书的期盼吧！

　　彭华：我今年最期待的古籍整理是孙克强、邓妙慈合作的《龚鼎孳词校注》。大家言及“江左三大家”，相对于他们的文学成就，往往更津津乐道于他们在易代之际各不相同的“变节”。而龚鼎孳，更是常常被吐槽是个凑数的（说他文学成就远不如吴伟业和钱谦益）。但读过词集你会发现，龚鼎孳的人生起落特别大，所以生命经验丰富而精彩，词作中的儿女情长和英雄气概都点得很满，可以说是兼具纵横之气与摇曳之姿。笺注者能以龚解龚，引证诗文来说明写作背景，总之这本古籍整理的可读性远高于我的预期，值得大力推荐。

　　最期待的论著是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刘成国老师可谓是当下王安石研究的中坚力量，他在完成《年谱长编》之后对旧作进行全面修订，至今还没交稿（快了快了），让我特别期待他到底改了多少！

　　对未来的期盼是尽量完成计划，拿到完成率奖（划掉）。正经的期盼是为好书找到更多的知音，也为读者介绍更多的好书吧。

　　乔颖丛：大家好，我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乔颖丛。我是2018年毕业后就来到古籍社工作，现在将近五年了，也算刚刚告别萌新身份。我读书期间师从复旦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唐雯老师，故而对古籍社总有一种情结，它一直是我的梦中情社呢！上学时读古籍社的书，工作时做古籍社的书，从这个角度看我简直是追星追到手，感觉自己幸运极了。

　　入社以来做过不少类型的书，既有古籍整理、学术论著，也有大众读物、学术期刊，甚至还有影印书、线装书等，主要是历史和文献方向的。我个人的兴趣和专业特长应该还是偏向古籍整理，但是能体验这么多种书的做法，也是挺新奇而有趣的经历。

　　乔颖丛：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责编的第一本书《中国古代纪时考》吧，它曾获得2019年度“中国好书”，对于一个新人编辑，这真是意外之喜呢！不过我之所以印象深刻，主要还是感动于这本小书出版前后所获得的作者、同事，乃至学界诸多老师的帮助。作者张衍田老师80余岁高龄，对我提出的问题仍能做出细致入微的解答，并多次鼓励当时还是菜鸟编辑的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编辑室、美编、出版科、总编办等老师非常多的帮助；出书后我的导师唐雯老师和学长汪鹏等，百忙之中帮忙撰写书评；“中国好书”评选阶段，陈尚君老师不辞辛苦，在2020年初疫情紧张的时候到社帮我们录制视频，都深深打动了我。

　　乔颖丛：说起近年来我最喜欢的书，当属“历代碑志汇编”了。这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五代十国墓志汇编》等，接下来还会继续推出修订版《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唐代墓志汇编三集》及《四集》、《唐碑传集》、《唐代道士碑志笺证》等。“历代碑志汇编”的策划回应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墓志文献的井喷式发现，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文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便于使用的汇编本，所以无论从选品还是整理方法上，学术性、便利性都是首要考虑。而目前已出的几种，无一例外受到学界好评，说明深度整理的碑志文献，确实仍是研究者亟需的。我想这套丛书的意义，可能正在于此。

　　戴亚伶：今年你责编的书中，最期待的是哪一本？也说说未来你对做书有什么期盼吧！

　　乔颖丛：今年我要出版的书，以大型文献整理为主吧，也算回归了老本行。比较期待的是《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这是一部典型的历史文献整理著作，由北京大学杨海峥老师整理，她也是我社《史记会注考证》的整理者。这本书是对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校补成果，堪称日本《史记》学研究的双子星，是研究汉代文献和历史的案头必备。书后还附有水泽利忠《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的汉译，这也是此文的首次翻译，能够集中体现《校补》作者水泽利忠的《史记》学成就。

　　对未来做书的期盼嘛，身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我还是希望能多承担古籍，尤其是历史类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这也算是我的舒适圈吧。古籍编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挺“枯燥”的，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但是又极需专业性，最好有一定亲身从事古籍整理的经验。这其实和我的性格、专业乃至禀赋是一致的。希望未来能够给读者朋友们推出更多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吧！

　　郭冲：我2015年从山东大学古籍所毕业后就来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学校期间，学习过版本目录校勘课程，参加了《尚书》《周易》注疏汇校项目，毕业论文做的是明代书籍史方向。研三时看到上古社招聘就投了简历，经历了笔试面试，进入上古社三编室工作。

　　我们三编室是以文献典籍和艺术文博为主要出版内容的综合性编辑室。文献典籍既有传世文献，也有出土文献。我自己现在的选题方向还是受求学时期的经历深刻影响，主要是目录学、传世文献的整理和影印，如《涵芬楼烬余书录》《孝经文献丛刊》《相台五经》等。

　　郭冲：去年我责编了《涵芬楼烬余书录》。尽管出版不易，每一本书后面都不乏辛酸泪，但这本书因得到多位老师的热心襄助，整个过程像是打怪升级一样一步步几乎解决所有问题。这部书也在去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严格评审中脱颖而出获得资助；而且获得了一些好评，以至有友人说是“书目题跋著作整理的新典范”。

　　2019年，张人凤先生收到了由我负责重版增订的《卷盦书跋》（叶景葵先生所著，收入“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十分认可，便邀请我过府商谈重新整理出版张元济先生的《涉园序跋集录》。这部书的初版便是在我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囿于时代原因有很多删改。张人凤先生希望能恢复历史原貌，并且按照“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的整理规范重新出版。当时《宝礼堂宋本书录》正在由我的师母程远芬先生重新整理（后于2020年出版），而张元济先生另一部重要版本目录著作《涵芬楼烬余书录》只有十几年前的简体横排本，我便提出在先后次序上可以先由张人凤先生先重新整理《书录》。张人凤先生和蔼可亲，接受了我的建议。张先生交稿后，我又邀请了版本目录学功底扎实而又做事严谨认真的友人罗毅峰老师作为特约编辑。罗老师不仅仔细审读，而且还增加了《书录》所著录之书的索书号、现在国图版本著录情况，并提出将胡文楷、顾廷龙先生的增订也添加在相应位置，这实际上超越了一般的标点整理，而是具有“标注”的意义。附录了三篇高质量的研究文章，作者陈先行先生、沈津先生、高桥智先生都慷慨授权。杜泽逊老师为整理本撰写了序言，程远芬老师编制了详尽的索引。在申请出版资助时，郭立暄、石祥二位先生予以推荐，并且提出了宝贵意见。书前彩插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书影，也全部一一落实。

　　当年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等先生合力创办经营合众图书馆；而这一部新版的《涵芬楼烬余书录》，也可以说集合众人之力。在整个过程中，围绕做好本书的每一个设想都顺利实现了。因此虽然本书还是有不完美之处，但是如此畅快顺利，确实是我从业以来一件乐事。

　　郭冲：《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和《贩书偶记（附续编）》，这两部书都收入了“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刊”，前者蕴含了王欣夫先生高深的学术功力；后者虽然看似难读，但著录宏富，其中的编纂、索引往往有精巧之处。

　　戴亚伶：今年你责编的书中，最期待的是哪一本？也说说未来你对做书的期盼吧！

　　其中之一是金泽本和九条家本《群书治要》。这套书从我2020年向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申请金泽本，到现在已经接近三年。后来又得了香港中文大学潘铭基先生指点，影印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另一部残卷九条家本，并邀请潘先生和我的师兄山东大学江曦老师分别承担九条家本和金泽本的校理工作。去年这个项目获得了2022年度的古籍整理资助。其实金泽本《群书治要》日本汲古书院1991年影印出版过，经过精心编校，纸墨精研；而此次出版我们增加了校理工作，做出了特色，可以说实现了对日版的超越。这部书是我真正意义上策划的第一个影印项目，也算是投石问路，给了我后面做选题很大激励和启发。

　　第二部《蜀石经集存》，首次将散藏于上图、国图、重庆三峡博物馆存世《蜀石经》拓本汇编并高清全彩影印，化一为百，将由我和同事虞桑玲老师共同编辑。这部书将具有较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当然，我首先还是将这部书定位为经学文献。

　　关于做书，我觉得尽管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作嫁衣裳”，但还是要在一定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尽量发挥创造性，找准当今学界的需求，明确市场定位，做出特色，做出深度：一是做别人没有想到的选题；二是对于别人已经做过的类似选题，要做出新意，实现超越。就我本人的具体工作而言，在书目类文献方面，未来还将陆续推出一些深度整理的重要书目，如由刘蔷老师校证的《天禄琳琅书目》。文献影印方面，接下来我也将继续推出一些要籍。特别是明年出版一套影印书（这里先故意卖个关子），将为学界提供未曾正式出版过的重要文献。

　　杨立军：201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之后，成了一个标准的书痴和典型的路痴，毕业论文做的是朱子，个人兴趣则比较广泛，往来于古今中西之间。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先后在无锡、南京、合肥、家乡呆过。2020年5月初正式入职上古社神秘部门五编室，开启编辑生涯。对一个哲学人来说，出过《朱子全书》《王阳明全集》《顾炎武全集》的上古社，实在是最佳选择。时至今日，也近三年了。（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

　　杨立军：编的不少书和在编书过程中遇到的不少作者，都让我印象深刻、获益良多，这里只能择要述之。编的第一本书是《王心斋家训译注》，作者杨鑫仅比我大一岁，但对心斋学行的理解既踏实，又深入，之后才知道他全副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不已。提前预告，今年会出他的另一本书《大人造命》，张卫红老师所作序中会具体谈谈她对杨鑫的印象。

　　在编《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和《爱敬与仪章》时，与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有较多的邮件往来，吾妻先生长于礼学，严谨、真诚、有古风。在编《嵇康传》时，与王晓毅老师邮件、短信、电话往来不断，中间更有不少巧合与应和，因缘奇妙，历历可见。借着《王阳明传》《成性存存》等书，与前辈学者徐时仪、方勇、李庆等老师，青年学者何益鑫兄，都曾有长聊的经历，双方在时间中缓缓舒展开心思志意的过程（当然，我舒展得少一些），是极为珍贵的。

　　这里请允许我引用一句话：“对话是表达与回应、赠予与领受、倾空自我与全然顺从间往复不息的节奏。”做编辑可以接触不同的人，乃至做书本身便是与不同的人的对话，这种双向具体的dialogical结构比单向的logical或抽象的dialectical更迷人。当然，对话也经常有刺耳的时刻。

　　杨立军：首先，我要推荐钟泰先生的《庄子发微》，这本书是部经典，首次出版至今三十年，影响未歇；“近代庄学第一书”，当之无愧。研究生期间我只是草草翻过，直到前年做《钟泰著作集》、去年做新版《庄子发微》时，才细细读过。每读一遍，意思转进一层，思理愈见透辟，情理愈见深微。特别想指出的是，《庄子发微》有厚重的历史感，是钟泰先生遍览历代庄解（客观层面的庄学史）、融汇个人心解（主观层面的个人生命史）后的研精覃思之作。但是，这种双面交融的历史感，乃至运思的精彩，都完全被化去，隐藏在内里，外表所呈现的就只是行云流水般的平平常常。这里我想引用三句话，以见本书的气象：“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张横渠）“泰山不如平地大。”（程明道）“既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王阳明）

　　其次，我想推荐本不一样的。本着显微阐幽、思诚一体、中西互释的原则，除本行中国哲学之外，我主要关注的是与宗教传统紧密相连、在中国声名不彰但本身足够博大深刻的西方思想家，在与中国传统的互鉴中阅读他们会有别样的发现与乐趣。比如，太多人注意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乃至马丁•布伯与道家的“内在”关联，但德国哲学家Ferdinand Ulrich（1931—2020）在《礼物与宽恕》（Gabe und Vergebung）中，从工作与默观的角度，别开生面地深思默想了《庄子•达生》中木匠庆的寓言，这一点可能是其他人都未见及的。在此，我郑重推荐他的另一本书，如水晶般纯粹的Homo Abyssus。

　　杨立军：《东亚家礼文献汇编》（与编辑室同仁合作），《古人的日常礼仪》，上面提到的《大人造命》。未来的话，希望自己能踏踏实实、不急不躁，做出更多好书。

　　贾利民：我是跨专业读的考古，当然从历史到考古可能跨度还不够大。考古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学科，既有按时段分的史前考古、商周考古、汉唐考古等，也有按研究对象分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等。我学的是史前考古新石器方向，之所以选择这个阶段，是因为本科读的历史，一方面希望可以学更“纯粹”一些的考古，另一方面想偷懒少读点文献，至于后来以读书编书为业，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我来上海古籍已经快十一年了，主要负责考古文博类块面图书的出版，具体类别有考古报告、图录、译著、文集等，总之都是很专很专的学术图书。有人说，做学术很枯燥，编辑学术图书就更枯燥。而且为了保证图书质量，编辑需要深入内容，不然会忽略逻辑与框架：同时又不能太深入内容，不然会忽略细节和文字规范。那么做书的乐趣在哪里呢？当然，每个编辑的兴趣点不一样，就我而言，一方面审稿时可以接触很多很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认知；另一方面，很多学术观点都是通过论著建立和传播的，当看到、听到有学者讨论自己责编图书的内容观点时，也深感自己为学术的繁荣出了一份力。

　　戴亚伶：那贾老师也是资深编辑了，请你给我们说一些你编辑的印象深刻的书吧？

　　贾利民：入职以来，责编过的图书接近百种，种类也五花八门，但我比较喜欢编辑图书的类型还是考古的专业论著。比如2015年出版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建构了中国史前与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更是在宏观上诠释了早期中国到文化中国，再到现代中国的文化“基因起源”。考古图书很难畅销，但本书却在出版七年中诞生了三个版本（简体平装、简体精装、繁体平装）八个印次，成为“常销书”。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社会复杂化又是其中关键的一环，这方面我们曾推出过《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过渡带：两淮地区早期社会进程》《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以及《朔知东南风》《史前文化与社会》等论著或学人文集。

　　贾利民：从去年开始，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选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考古学文化或关键性遗址，依托考古发现，以通俗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各文化的特质，重点阐述各自文化的特性和在中华早期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2022年已经出版了《凌家滩》《陶寺》《红山》，今年会继续推出《屈家岭》《良渚》等品种。

　　贾利民：今年有本新书是比较期待的——《最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及人类迁徙》。本书是2020年《最早的农人》姊妹篇，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贝尔伍德。虽然主要论述南岛族群的起源与变迁，但却以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为背景，既有百万年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演化，也有万年来南岛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变迁。

　　做学术不容易，人类文明起源研究更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命题，作为考古文博编辑，希望一方面能够继续做好考古报告、图录等基础性学术图书的出版，另一方面发现和策划反映当下学术成果的“常销书”，推动学术的普及化。借用曾子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