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病”问题与人生意义大讨论

　　翻开上世纪80年代的史料，关乎青年命运最重要的文本便是著名的“潘晓来信”。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资料显示：“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1]

　　在此之前，有关青年命运的思考的经典文本是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在沉闷的文学圈子里抒发出伤痕情怀，无疑是一声惊雷。如果说《班主任》还在讨论如何与旧势力争夺青年的问题，“潘晓来信”则是直接将命题转移到个体身上，通过对其话语分析，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的王钦博士在《“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中指出：“一方面，否认了自幼所接受的社会主义传统教育的真理性与合法性，潘晓也无法坚守住她给自己划定的孤独的心灵世界。”另一方面，“潘晓来信”意味着“试图对于一种正面的个人主义话语进行洗白和拯救，这种最终归于悖论的失败尝试却凭借其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作为社会主义年轻一代的面目出现，消解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规定性和正当性。”[2]

　　本质上讲，潘晓的困惑在于个人话语崛起后却面临着当时社会对其的压抑，由此带来的困境，但从中看不到反抗的意味。被赋予了许多理想主义色彩的80年代，在其开端之时，是以这样一种迷惘、惶惑的姿态进入历史的，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用王钦博士的话说，这就意味着“那些像潘晓一样痛苦地看到人生真相的孤独的个体，在他们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之后发现，自己只能等待着被资本的力量吸纳，面对市场的资本逻辑哑口无言”。[3]

　　可贵的是，“潘晓讨论”将当时青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或者说现实无奈的诉说）作为一个公共议题展开，让个人性的青年话语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与过去官方宣传的青年话语不尽相同，青年的困惑、无助乃至悲观情绪，照样能刊登在党媒和杂志上。

　　这固然体现出了官方宣传更加真实和开放的姿态，更为年轻群体及其话语的“登场”开掘了更多可能。而官方话语允许的青年叙事，也在“潘晓讨论”之后呈现更多可能，尤其是青年话语里个人体验、生活体验比重加大，以至于到后来，“人生意义”不再是一个值得反复讨论的公共话题，因为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不同，只要活出自己生命的精彩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潘晓讨论”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的话题，与当时正处于旧的历史时期的“道德要求”逐渐瓦解、而新的观念秩序还未全面形成的转折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吊诡的是，很多关涉重大命题的思考并未得到厘清，就迅速被一种轻盈的个人生活式的话语所取代了。正如学者贺照田所感喟的，“潘晓讨论除引起社会广泛反响，却未能在对时代精神史课题来说最为重要的——理想主义的顺承与转化，和虚无主义的解析与吸收——课题上有线]“人生意义”的严肃性被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戏谑的态度，而当日常生活庸常化的面向越来越突出，“潘晓讨论”所带来的现实批判力度也减小了。

　　更何况，“潘晓”的困惑的根本在80年代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在90年代以后伴随商品经济大潮出现了新的特征。很多人将“潘晓讨论”以“人生意义大讨论”的概念来解释，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我看来，后者的概念范畴更广阔，潘晓面临的具体问题或许早已不存在，但青年面对人生道路的困惑却始终存在。

　　社会舆论中之所以缺少关于青年人生意义的思考，一方面如上所言，是“意义”个人化、个性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的确和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失语有关。当年轻人的生活意义被无数琐碎、无聊的事物解构后，很多年轻人也放弃了主动寻求意义的动力，而“无意义”本身也体现了不少年轻人的态度：既然不能以反抗的姿态来解读这个世界，沉默也是一种态度，以无言来“对抗”生活中的各种窘境，恐怕是不少年轻人的“集体无意识”。

　　在今天，对多数年轻人来说，思考“人生意义”早就失去了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意味，却往往具有更现实的针对性。2016年11月，中青报评论部做了一期青年话题专题，这就是呈现在当年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2版上的内容。

　　这个专题讨论名为“寻找人生意义不要落入虚无的陷阱”，话题由头是一个关于北大学生心理情况调查的结果——“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30%北大学生竟然厌学，只因得了空心病”。北大学生被当成一个症候来分析，自有其典型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选题并不是为了呼应“潘晓讨论”，但这也是一个对当代青年人生意义思考的过程，实际上的确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定的影响。

　　由这个调查，心理学者徐凯文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徐凯文发现了不少类似的例子，要说这些年轻人共同的特点，他曾讲道：（这）“就像他们告诉我的：徐老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过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徐凯文将“空心病”理解为“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并指出“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如果到精神科医院的话，一定会被诊疗抑郁症，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效”。[5]

　　北大学生作为应试教育考场上的“通关者”，其出色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有关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相关体验，却是与狭义的学习和所谓的智商无关的事情。在我们中小学教育，以及大多数家庭教育里，师长将太多精力放在如何帮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竞争意识，而那些非功利的阅读、思考和教育，往往被老师、家长忽略。

　　我在中学时曾非常渴望从那些功利的话语规训中逃离出来，而当自己真的去那么做了，反而遭遇的是现实里碰壁，要在之后吃很多年的苦来弥补当年造成的遗憾，可以说是“走了很长的弯路”，但我并不认为应该后悔那些岁月里极其理想主义的状态。只是，太多年轻人没有“止损”和“从头再来”的成本，“无悔”的前提恐怕是深厚的试错成本和一些所谓的“运气”，如今我也不会再重走那些单纯到近乎幼稚的老路——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高考和应试教育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他们只能被安放在实现功利目标的流水线上，而那些更宏大、更浪漫、更理想的人生梦想，则成为不得不搁下的“弃物”。

　　想必很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我的好友夏麦在向《中国青年报》的来稿里讲到了自己心路历程的变化，她在《一个北大90后的自白：我不想活在所谓优秀的固定标准里》一文中说：“譬如我自己，儿时的志向是做一名画家，也曾学习绘画多年，但在高中时代，父母以未来赚不了钱、没有出路为理由，勒令我学习理科。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我选择了顺从。成长中，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都会经由某种形式的强权打压被不断驳回。就这样，生活的主体感逐渐消失，这会令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做任何事情、持有任何观点，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6]

　　她对虚无主义持批评态度，但也是“同情之理解”——“回顾青春期的成长历程，功利与目的性几乎贯穿了整个家庭与学校教育，我们花费时间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有用”的目的。但是，生活中美好的体验，往往都在于过程，竞争筛选掉了很多能够让我们获得幸福感的机会。所以，虚空感的心理源头就此形成，并表现为无法改变现实的旁观者心态与自我意识的消亡。一个孩子面对成人提出的条框，结局不是顺服，就是反抗。能够在高考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孩子，大部分都有所自我牺牲。没有人生下来便是虚无主义者。我们都曾有过好奇心，有过对世界的热爱与生活的渴望。我们在小时候都会察觉对某些事物的兴趣，这就是一种对人生意义感知的天性。”[7]

　　这种个人经验式的描述，自然会给我们启发。但是，有关“人生意义”的命题，还应该放在更深邃的思考上加以论述。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以毕生精力关注“人生意义”的相关研究，倡导“意义疗法”，他曾指出：“动物寻求快乐与征服，却不懂生存的意义，人的本性在于探求意义。由于探求意义的意愿是人类的主要动机，因此，倘若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内在的欲求收到阻碍，就会引起人的心理障碍。启发或者去发现生命的意义，是意义疗法的核心。”[8]

　　换言之，寻找“人生意义”是人的本性，而本性若被压抑，就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结果。人如何看待自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看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生活常识里“人生意义”的根据和来源。只是，这些关系很难以数据的方式量化表达，更多时候依赖我们的经验式叙述和思考。

　　而自中国人发现了现代性的奥秘后，由此带来的想象力和焦虑感也就同时存在了。尽管多数年轻人在90年代以来“去政治化”的语境里，很难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曾经那些宏大叙事（比如20世纪里的革命、救亡、启蒙等话语）紧密结合，但起码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里，后者仍是一个“他者的存在”。一些年轻人宁可选择以消解意义的方式来寻求个性，也不愿意成为“他者”所影响的产物。

　　这种颇为叛逆的思想，若得不到合理的引导，便有可能倒向另一个极端，名校学生的“空心病”或许只是问题之一斑。在80年代之前，至少在90年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潮全面到来前，作为一种整体概念的青年群体，大概是不缺乏“人生意义”的，“无意义”也是不被主流观念接纳的。在革命话语里，青年被赋予了历史主体性的角色，很多年轻人自觉地加入这种叙述中，他们构成了历史演进逻辑里的重要环节，但他们也很容易被各种话语争夺、利用，不成熟的心态往往也会让人走入误区，陷入迷茫。

　　正因此，缺失人生意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几乎每代人都会有类似的心理感受，只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潘晓讨论”虽然早已成为历史，“潘晓”们在此前和此后，其实都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披上了不同的外衣，甚至有时候隐蔽在时代主潮下，让人误以为他们及其困恼、迷茫消失了。从狭义的“潘晓讨论”到更广义的人生意义讨论，时代在变化，但时代命题还是不变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今天的讨论是去政治化的，并且对个人话语有足够的尊重。在另一方面，人们不再试图通过哲学理论上的解释来回应人生意义的迷茫，而是切实提出改进意见、提出增加生活质量的具体方式。

　　或许，科学的心理学引导、足够的宽容与多元化的立场，是今天面对人生意义讨论的基本思路。当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潘晓”瓦解以后，才会有更多活在真实中的“潘晓”去解决自己切实的问题，这样既不会落入“空心病”的束缚，也不会导向盲目追求玄思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藩篱。

　　[1]腾讯网：《重温“潘晓讨论”：路为什么越走越窄》，2010年10月12日，

　　[2]王钦：《“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

　　[3]王钦：《“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

　　[4]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5]新浪网：《徐凯文：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2017年8月16日，

　　[6]夏麦：《一个北大90后的自白：我不想活在所谓优秀的固定标准里》，《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29日

　　[7]夏麦：《一个北大90后的自白：我不想活在所谓优秀的固定标准里》，《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29日

　　[8]维克多·弗兰克尔：《弗兰克尔自传：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