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信仰 代表委员阐释思考体验

　　又到“3·5”学雷锋日，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今年“学雷锋”日的热词。

　　核心价值观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践行？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从不同角度阐释他们的思考和体验。

　　上海的虹储小区，可以说是“熟人社区”的现代样板。尽管小区有点“年纪”了，但推开窗户满眼都是风景：居民进进出出之间都会点头示意。有些住在五六楼的老人，没有电梯跑上跑下不方便，子女心疼想让他们搬进电梯房，可老人们不愿意……

　　在全国人大代表、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看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对照人家，而要对照自己，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多多帮助别人就能收获幸福。”

　　朱国萍说，现在网上有些评论，觉得这个社会老实人会“吃亏”，所以总想着要争要闹，“在社区里，也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人。在为居民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也与他们探讨，评论别人如何如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付出了多少？”

　　朱国萍举例，看到垃圾捡起来，看到老人扶一把，这样的举手之劳如果能够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也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扶不扶”的讨论了。

　　朱国萍说，这个社会就像五线谱，总有高低起伏。“我们无法决定别人做了什么，但至少可以先从自己做起，在岗的立足本职工作恪守职业道德，在家庭社区尊老爱幼、和睦邻里，做好分内事，何愁社会不和谐？”

　　“好的价值观首先是一种内心的自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常务副院长朱志远说，有一次他去合肥出差，遇到一位母亲，她的儿子成绩优异，直升中科大，可是不到一年就因为沉湎打游戏而“挂科”，需要补考。“我想，只有他自己认识到大学生活的可贵，才能真正回心转意。”朱志远说，这就和价值观一样，不是靠外在的、被动的约束，而是一种内心的自觉。

　　“这24个字，倡导的是一种‘善’的价值，正的能量。”他说，“‘善’的价值怎么发挥感染力，在社会上形成影响？这需要改变那种老一套的宣传模式。要挖掘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感染人要发自内心，而不是苍白无力、模式化说教。”

　　他认为，作为普通市民，小事情上最能反映他的素质和价值观。在上海这座城市，倡导好的价值已经有很好的社会基础，比如多找的钱主动退回、公共汽车上主动让位等等，要让这些正能量越积越多。

　　“对我们科技界人士来说，诚信这一点尤为重要。”在他看来，科学有很大想象和探索的空间，但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因为不正确的价值利益导向，使得小部分人远远偏离于本该守住的底线，比如，论文找枪手、论文抄袭、买卖现象，这些都是典型的没有诚信。

　　谈到当前的核心价值观，葛剑雄认为，这不是凭空来的，实际上是有继承性的。中国老百姓长期以来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提过这样一个口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核心价值观，而且很具体。

　　这次提24个字、分三个层面，这些词的含义很丰富。如果含义都弄不明白，那还去建设什么呢？比如“民主”，既然民主进了核心价值观，就应该考虑，不能仅仅把它定位在工具层面上，而是一个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一个终极目标。在中国实现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应该有正确的解释，这很重要。

　　记者：有人说，公民只要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好了，您觉得这24个字要如何去落实？

　　葛剑雄：要认识到这24个字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自由和敬业，看上去好像不相关，你敬业了，怎么能自由？但其实这些词都是相互联系的，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解释。

　　另外，还是要联系实际，从具体做起。比如说中小学生，你光给他讲24个字不行，还要教他们怎么做。要把24个字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采取具体行动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东西。最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要有所侧重，就是在人的不同阶段，也要有所侧重。

　　葛剑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好政治层面的这些价值观。因为民主自由都是很宽泛的概念，是个终极目标。像哲学讲的绝对真理，永远不能到达，但逐步逐步在接近。价值观不会像爬山一样，爬着就到顶了，它永远到不了顶。也只有这样，它才有意义，让你不断向这个方向追求、完善。

　　民主也好、自由也好，在不同的阶段，它具体的表现也不同。当年土改，农民不识字，进行选举是把黄豆扔进去，这是民主；今天我们按电子表决器，这也是行使民主。有时候，会出现49比51，49被否定了，这也是民主。民主是有进程的，所以从政治伦理层面，你信仰它就应该不懈追求。

　　葛剑雄：内化于心，用它来规范其他，并且不能有例外。最后对个人来讲，其实就是信仰，信仰跟非信仰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在碰到不理解的情况时，也是要坚持，不是说“没弄明白，我就不信”。民主该怎么做，或许现在找不到好办法，但对民主的信仰是不能动摇的，过程中会碰到困难、碰到矛盾，但不能丧失信心。

　　一番犹豫后，法学家孙宪忠代表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

　　“法治”二字与“自由、平等、公正”共同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孙宪忠认为极其必要。回答时下人们在道德层面的疑惑，或可从法律角度寻找答案。他反复强调孔子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解决了根源上的法治问题，就不用担心社会公众的法治水平。

　　孙宪忠：法治的观念和社会的价值观，联系太密切了。当年刘邦约法三章，这个“约”，就是政权与民众之间的约定，它本身体现的是相互信赖。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我们一个最基础的、最原始的政治上的约定。讲社会诚信，讲道德，基础就是这个“约”，就是法治。古人尚且如此，今天更应当如此。

　　孙宪忠：这个约，是国家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之间的约定，但首先要看上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层的一举一动，百姓是会效仿的。我们国家的法治在不断进步，但同时，这些年也有些人不遵守党纪国法，对百姓来说他们就是“约”的破坏者。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首先就是严惩腐败，像总书记说的那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恢复社会诚信的最重要的措施。

　　记者：但讨论价值观也涉及“私德”。近年不断发生的“老人倒地扶不扶”事件，似乎让人觉得道德在滑坡。您怎么看？

　　孙宪忠：这是法律制度设计的问题。判断人的行为是否应受法律保护，民法上有“中性人标准”，法律要引导良性的方面，遏制恶性的方面。有老人倒地，法律必须承认不扶是正常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法律义务；去扶的人是道德高尚的，而法律要在倾向上保护高尚行为。那么就很简单，如果你说扶你的人撞了你，你要举证，而扶的那个人不需要举证。可惜我们现在的舆论往往就是两极，不扶，你就是坏人；扶了，你要被讹了。民法精神在这样的讨论中缺失了，甚至出现了彭宇案这样反面的先例。许多人最后的选择，就是不扶。

　　孙宪忠：没错。按照民法的精神，不扶，你不是罪犯，扶，我保护你。有了这样的鼓励，反而会打消人们心中那些消极的担忧，反而能鼓励更多“扶”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