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亚裔在新西兰从事性工作常常感到被歧视”

　　1995年，Kī Anthony出生在新加坡。她会说简单的中文普通话，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华人

　　Anthony在10岁时，随父母移居新西兰，青少年时期在奥克兰度过，并在16岁时成为新西兰公民。

　　直到一次考试，她的的拼写和写作拿到年级最高分，才开始慢慢对自己产生信心。

　　跨种族婚姻家庭、同性恋、异国移民、文化冲击、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在Kī Anthony的成长过程中带给她困扰。

　　她在一本名叫《A CLEAR DAWN》的原创故事合集书中，记录下了成长的故事和感受：

　　当你认识的每个成年人，都认为你完全不可能从儿童中幸存下来。 当你的基督教学校老师认为你经常产生精神幻觉，你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因为同性恋身份而下地狱。 当你经常被身边的同龄人嘲笑为在“崇拜魔鬼的亚洲”中捡到的恶魔。 当你被（学校或他人）开除或踢出，你寻求帮助的那些人会认为你疯狂、危险和怪异，因为你是一名自闭症患者、性工作者，或者是没有容忍能力的种族主义。 从我记事起，我的文字记录，就一直提醒我，我所经历和拥有过的不幸经历，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在还是青少年时，因为无法忍耐男人们粗鲁又不当的性行为，选择了出柜。 然后我就被赶出家门，为了养活自己，最后才申请了妓院的工作。 ”

　　Kī Anthony的整个十几岁，都在一段“漫长又糟糕的”人际关系中度过。

　　我想到了我在16岁时，半裸躺在一辆大篷车床上，前任将我的照片发布在公共空间供陌生人分享。

　　“在我19岁时，我的父母因为我是女同性恋而将我赶出家门后，为了筹钱读完第一个与科技相关的学位，我选择去当了一名性工作者。

　　Anthony认为成为一名性工作者，救赎了她——在19岁到26岁之间，她靠这份职业租房、交学费，养活了自己。

　　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还为她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在这个跳出“性压抑”的过程中，她观察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人，也深刻地认知了自己。

　　“在我的入职面试中，我曾直截了当地告诉HR，我所学到的关于客户服务的一切都是我在妓院里学到的，我想我只是厌倦了说谎。”

　　HR后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向她开了绿灯，提供了这个工作机会，只是叮嘱她 “不要违法”。

　　再后来她成为了一名独立工作者，自学了Python编程，还用学到的知识抢到了一个免费域名，并搭建了一个网站。

　　“我是Kī Anthony，我是一名科技和性工作者，可以在新西兰从事自由创意工作。

　　至今为止，Kī Anthony依然长期保持着三重身份——半退休的合法纳税性工作者、科技行业自由职业者，以及一名间歇性职场人。

　　由于收入高、法律认可，社会包容度高，新西兰曾经一度被视作性工作者的天堂。

　　据新西兰移民局统计，目前新西兰境内有约4000名合法性工作者，其中约有1700名在奥克兰；这其中亚裔占比超过1/3，仅次于白人。

　　可Kī Anthony认为，性工作者的亚洲面孔，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剥削倾向——由于亚裔的非法性工作者比例偏高，导致 客户会经常对她产生主观判断，默认亚洲面孔的她们是非法性工作者，并以此作为敲诈勒索的一种形式。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会因为我是亚洲人，并且还是学生，就认为我是持有非法持签证工作，并试图以此要求我提供超额服务。”

　　“他们显然是在专门寻找一些更容易掌控和利用的人，一个可能不太了解法律、和妇女权利的人。”

　　Anthony说，他们会优先预订亚洲面孔的自己，但是在听到自己用英语说话后，却又犹犹豫豫或者选择退出，原因居然是：

　　但是他们会尝试提各种无理要求：例如要求不使用安全套，要求折扣甚至免费，不答应的话会向移民局举报......

　　Anthony说，他们遇到过很多在性行业工作的亚洲移民，这种剥削是在全面发生的。

　　2003年，新西兰《卖淫改革法》第19条明确规定，性服务在新西兰虽然合法，但只有在新西兰的公民和居民签证持有者，才可以成为合法的性工作者。

　　其中单在2018年，新西兰移民局就联合警方，向38名非法性工作者发出驱逐出境通知，其中有27名最终被遣返回国，还阻止了 312 名疑似性工作者入境。

　　“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被贩卖过来的，是自愿从事性工作，为了挣钱读书或旅游。”

　　Anthony则认为，这项法规并不能真正解决人口贩卖的问题，废除它的意义更大，因为它“为妓院经营者剥削性工作者提供了条件”：

　　“如果真的有女性被贩运到新西兰来从事性工作，那么她们就是在这里工作的罪犯。当她们知道所做的是非法的勾当，很可能会因为这一点选择不会去报警，选择忍耐和保持沉默。”

　　“我可以随时对无理要求SAY NO，但我无法想象那些没有公民身份的女孩，在面临顾客咄咄逼人的霸凌时担惊受怕的心情。”

　　去年10月，活动家和性工作者Pandora Black发起一项请愿书，要求废除2003年卖淫改革法案第19条，该请愿书收集到了1300多个签名。

　　Pandora Black说，虽然她是一名公民，但她决定为那些不敢说话的人而战。

　　“我看到的是，妓院的管理层对她们的态度非常恶劣。他们期望你必须一周工作多少天，达到多少小时，即使你当天感到很不舒服，也要听从指令去见任何客户。”

　　这份请愿书吸引到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的注意，他们建议政府在今年7月举行的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在综合考虑请愿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多方的声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正式考虑Black的请愿书。”

　　Kī Anthony也是请愿的一份子。因为她的亲身经历告诉她，这种剥削在亚裔国家移民性工作者群体中更为常见。

　　新西兰妓女协会（NZPC）创始人Catherine Healy也挺身表示支持，她说像Kī Anthony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这个行业的外来移 民，正在广泛受到剥削。

　　图｜Catherine Healy是一名性工作者权力活动家， 曾在 2018年被伊丽莎白女王授予 新西兰女爵勋章 。

　　Anthony说，虽然她现在有一位爱她的妻子，有一只可爱的猫，也有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已经是一名“半退休的性工作者”。

　　可是她依然会站出来， 鼓励那些因移民身份遭遇剥削的性工作者，为自己的权益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