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间里的残疾人[组图]

　　赵灵的尝试源于今年年初一家名为北京挺有意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招聘启事。这则发布在北京市残联官网就业板块的消息称，需要30名残疾人网络主播。

　　公司创始人吴卫丰此前做过助残工作，直播带货兴起后，他觉得这工作适合残疾人，“空间和时间限制少，这不正好解决了残疾人就业问题。”

　　吴卫丰不是第一个将残疾人和网络主播联系在一起的人。2020年5月，北京东城区残联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直播带货培训，并从参与培训的50名残疾人中选取了十几人，在今年年初组建了东城区残疾人萤火虫带货直播团队。这是东城区残联就业部的一次探索，负责人王子萦说，“整个社会的就业市场都在变化，我们残疾人也一样要想‘新招’。”

　　今年4月22日，东城区残联在一处空屋子改建成的直播间里，萤火虫带货直播团队开始首播。

　　长发半扎在脑后，一身黑裙，颈部围了一条丝巾跳色搭配，镜头前的颜霏优雅知性，有人评价她“长相和气质像杨澜”。颜霏正在和同伴推荐永生花工艺品，她摘下工艺品玻璃罩的时候差点碰掉了旁边的物件，不是不小心，而是看不清。

　　颜霏是一名视力障碍人士。12岁开始视力模糊，18岁确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种罕见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按照病例统计，最多到50岁就会全盲。”现年36岁的颜霏眼中的世界是“管状的”，视野被圈在差不多1米的范围内，而且，“管子在逐年变得狭窄”。

　　更早之前，2019年，北京亚美日化厂的直播间里，就出现了听障人士做主播。这家生产化妆品的工厂成立于1987年，是为解决残疾人就业而创办的“福利工厂”。据厂长张志利介绍，目前厂里的200名员工中，有129人是残障人士，其中听障者占90%。

　　车间工人朱晨会根据歌曲的旋律剪辑自己的带货视频，也会编演舞蹈、舞台剧，甚至一直戴着耳机，走路听，吃饭听，睡觉也要听着入眠，没人能看出他是一名听障人士。

　　实际上，那是一副震动式耳机，朱晨用了五年，和耳朵接触部分的人造皮革都磨烂了。这是他唯一可以“听见”音乐的方式——通过震动的节奏感受音律，再根据歌词揣摩歌曲意境，反复听直到烂熟于心，就可以在剪辑视频、编排舞蹈时“踩上点”。

　　厂里还有像朱晨一样的员工，在车间随时随地开播，通过朋友圈推广，树立自己的IP，成为工厂的一个分销平台，“自己员工带自己厂里的货，大家上手都很快”，张志利说，员工带货总增收至今已近30万元。朱晨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他直播的后台数据，带货四个月，收入3000多元。

　　北京市残联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顾锦荣从中看到了残疾人就业的另一种可能。

　　2020年，市残联牵头并委托北京亚美日化厂组织了一次面向全社会残疾人的直播带货培训，共有228人参加。在2020年底，吴卫丰的公司正式启动残疾人直播带货前，市残联也曾在培训及人员推荐上给予了一些帮助。

　　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2月，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21%。上个月发布的《2020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61.7万人，约占残疾人总数的10.1%。

　　在北京，残疾人就业比例相对更高。根据目前已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全市持证劳动年龄段残疾人18.3万人，已就业13.1万人，就业率71.6%。

　　顾锦荣说，随着社会变化，适合残疾人的工作有一部分在萎缩，也有一些新的工种和岗位不断出现，“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努力，为残疾人寻找就业机会。”

　　张志利觉得，给残疾人培训直播带货，不仅是教给他们一种谋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带给他们一种价值感，“残疾人渴望尊重和平等，正常人能做的工作，他们也能做到，这种满足感可以超越收入带来的快乐。”

　　吴卫丰接触过很多要强的残疾人，深知他们渴望证明自己和健全人一样的心情，也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工作机会，但找到一份工作背后付出的努力可能是常人的许多倍。

　　赵灵直言，开播一个月，他吃的零食比过去四十几年都多，还要记住每种零食的口味、成分、保质期、价格、发货时间、快递公司，以及直播时的推荐顺序和流程，“嚼得都麻木了，记得也烦躁”。

　　几次三番记不住，赵灵想了个办法——做个隐蔽的“提词器”。他将“如何互动”、“怎么留住观众”、“引导下单话术”等关键字句写出来，贴在桌边，实在招架不住时偷偷瞥上一眼，为自己解个围。

　　上下班路上也会耗费他大量精力，家住丰台区南苑，公司在东五环，赵灵骑着改装的残摩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下班后也没工夫刷搞笑视频了，取而代之的是看吃播，一边跟着学表演，一边丰富上播词汇，有时难免怀疑自己，“我讲得怎么还这么干巴巴的。”

　　不管怎么说，镜头前的这次工作机会，对于经历过太多求职挫败的他们来说，算得上光鲜且平坦。

　　刚出生就被遗弃的赵灵是在福利院长大的，没上过学，除了几个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伙伴外甚少交际。成年后，他在上海的福利工厂做过服装熨烫和包装，也在复印室打过零工，近些年才回北京。“网络主播”是赵灵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视障问题没有影响颜霏的求学，但在毕业后，随着视野狭窄的还有事业，原本在大商场做导购的她经常对人“视而不见”，被误解也难以言说。辞职后，她应聘进入东城区东四街道温馨家园，从一个残疾人转身做上了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她打算，自己熟练掌握直播带货后，再把经验带回温馨家园去。

　　朱晨7岁那年因药物致聋后，语言功能也逐渐退化，在小饭馆做过刷碗工和清洁工，在洗车房当过洗车工，在公共卫生间干过清洁工，受尽了冷眼。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在一家星级酒店，因被客人投诉遭解雇，理由是“哑巴影响胃口”。

　　“观念的冲突对我们的伤害往往大于肢体的残缺。”熊燕觉得，在有些人看来，残疾人不能胜任工作，社会也不需要残疾人。她还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后一次求职被拒的理由是“公司不可能给你请一个保姆”。

　　吴卫丰的公司招聘残疾人主播，也曾受人质疑，“让残疾人在镜头前抛头露面，到底是卖货，还是卖惨？”

　　实际上，吴卫丰也不知道这些主播能不能成功带货，前来应聘的残疾人能不能赚到钱，公司未来能不能正常运转并盈利。他面对采访的开场白总是，“请给我们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