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蕴真 薛卓汉：中共小甸“特支”的始建者

　　对于长跑，我有一种近乎于形而上学的执念，以为它是一种百分之百的正回馈，即每跑一步，便会距目标更近一步，而其中的所有痛苦，都会在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得到超出付出的回馈。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现实带给我们的损耗，要远比回馈多出许多。可为什么，许多革命先烈还是会不管不顾，甚至是不计牺牲地向前冲呢？

　　当我绕着寿县古城跑完7公里，回到出发点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我便又咬着牙，开始新一轮的跑圈。随着时间的拉长，千年的城墙也开始随我一同呼吸，用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描绘起那团在这片土地上燃烧的红色烽火。

　　彼时，春的盛宴正是钟鸣鼎沸之时，整个国家也刚走出新冠的阴霾，万物都蓄着力气拔节生长，一切都像是充满了希望。迎着已经熔化成一片火之海洋的西方天空，我痛痛快快地完成了最后一公里冲刺。回到家后，没有冲澡，便先在搜索栏里输入了两个陌生的名字：曹蕴真、薛卓汉。网上的信息碎片且冗杂，好在出于警察的职业特性，我有一种将混沌变得条清理晰的本领。很快，我明白过来，之所以淮南市作家协会安排将两位革命先烈放在一起写，是因为淮南寿县是他们革命理想的始发和魂归的故里，也因为他们的高光时刻，正是作为彼此的亲密战友，一同创建了安徽省第一个党支部。历史的表述如下：

　　1923年秋，曹蕴真、薛卓汉根据党的指示，接受了在寿县发展党组织的任务，从上海返回家乡，把进步的教师学生和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学生会组织，做宣传发动工作。随着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在寿县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23年冬，根据党中央指示，安徽省最早党组织——中国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成立，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特别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

　　文字的表述精准，不可置疑，但我偏偏又是一个忍不住去联想，然后冒出一个又一个问号的人。毕竟，那一段历史距今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仅用短短的一段话，几十个kb去表述，未免留下太多的空白。而一个人的一生记忆存储，又何止于成千上万TB。

　　另外，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人物的建构，不仅需要大量真实的细节来铺陈情节的逻辑，更需要丰富的情感来演绎人性的逻辑。是的，我需要一个鲜活的人的视角，去平视我的写作对象。因此，我调出了曹蕴真和薛卓汉两位烈士生前的照片，对着屏幕久久凝视，仿佛看得久了，画面里的人便可以对我张口说话，告诉我他们一生的故事。

　　照片中，曹蕴真戴了一顶圆边帽子，颜色发乌，帽檐有明显的毛边，给黑白的面孔又蒙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薛卓汉戴的是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双眼半眯着，脸上的笑容，与其说是欢欣，倒不如说是忧虑。的确，在两位先烈的面孔上，我找不到青春和胜利的近义词。

　　不知不觉，一直挨到深夜，入睡前，那两幅模糊的面容又从船舱的底部翻到了海面之上。一百年的雾霭虽然厚了一些，但我还是能从中看到些许熟悉的光芒，那是一种我们可以在、周恩来早年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炽热。是啊，1923年，中共小甸集特支时创立时，曹蕴线岁。

　　难免的，我产生了一种“你看看人家！”的情感对照。我想起若干年前，在我20岁即将走到尽头时，我也曾随单位一道去往寿县小甸集特支纪念馆瞻仰先烈，虽然有些走马观花，很多细节已然模糊，但有一点倒是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那些先烈都好年轻啊！可正是22岁的曹蕴线岁的薛卓汉成立了中共小甸集特支，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蜷曲在20岁尾巴上的我，还在理想的远不可及与现实的重重泥沼中步履艰难。

　　经历了走出校园几年的猛打猛冲后，有时候也会丧气：所谓对理想的一腔热血，大多只是给自己画的一张大饼，没尝过别人的海鲜鲍鱼，便觉得大饼也挺香的，可大饼也总有啃完一天。同样，那些在革命早期便牺牲的革命先烈，在生命乐章戛然而止前，是否也曾历经了重重的考验，还只是单凭着的一股青春的理想热血。假若，假若他们历经随后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他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孜孜以求的初心？

　　2020年春末，深夜，我已30岁过半，当我再次与曹蕴真和薛卓汉两位革命先烈重逢在网络时，上述问题也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像是一个挥舞着命运之鞭的问题，驱赶着我去寻找它的答案，既是为革命先烈，也是为了同为青年的我。

　　连续在大坝上值守了两个星期后，带着一身腥臭，我随淮南市作家协会一行来到寿县瓦埠，来到曹蕴真和薛卓汉两位革命先烈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接受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乡村道路有多处漫水路段，胳膊粗的鱼儿跳出水塘，在马路中间横行舞蹈，嘲笑着那些徘徊不前的人类。看到对面一辆三轮农用车涉水而来，我们的司机小伙儿有了信心，把车挂挡，稳住方向，匀速缓行，终于通过了漫水的路段，可还没高兴5分钟，便又被另一处更深的漫水路段阻隔，车后，是一串紧随而至的车流人流，再想退，已经没有可能。

　　理想，如果不去付诸实践，那将只是幻想。同样，无论脑袋里有多少想法、书面有多少计划，真正落在脚下，就只有一条道路，正确也好，错误也罢，都要我们拿时间去作为赌注。有人赢了，看到了时间尽头的胜利；有人则不然，把属于自己生命的时间输掉了大半。还有人，畏惧命运的不确定，开始徘徊，甚至掉头，但回去的路，已非来路。既然选择了出发，就要以一己的灵魂和肉体，面对视万物为刍狗的上苍，以及如钢铁洪流一般碾压而来的社会。

　　在瓦埠中学，我们躲在不宽的门檐下，听镇宣传委员介绍曹蕴真和薛卓汉早年的求学经历。少时，曹蕴真受教于寿县瓦埠镇的私塾张树侯老先生。虽是私塾，但张老先生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课余常向学生们讲述徐锡麟、秋瑾等人的反清事迹，这在曹蕴真少时心中播下了改革社会的种子。少年的曹蕴真就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祖辈辛勤夜不眠，严君整日重担肩。频遭欠岁难温饱，那堪兵焚苦连年。国事纷纷病夫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挽，展望神州换新颜。同样，薛卓汉早年也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他的父亲和二叔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年少时，他便跟随着父辈革命的脚步，从安庆怀宁辗转到上海，最后回到寿县老家窑口集学习。

　　无疑，在每一个少年的心中，世界是小的，自己是大的。因此，才会有周恩来在少时的立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但无论如何，正是这份初心，让曹蕴真和薛卓汉这两位少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去感受世界之伟大，更感受理想之伟大。

　　望着雨水从门檐流淌，落入了路边的沟渠，形成一条奋勇向前的细流。慢慢的，包括曹蕴真和薛卓汉等一批革命青年从寿县走出，开始靠近，汇聚成流。我不禁自问：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为何寿县会被历史选中，涌现出诸如“曹门三烈士”等一大批英雄儿女，以及廖运周等开国将领。答案是显然易见的，正如寿县屹立千年的北宋古城墙所代表的隐喻：如果没有国之城墙的庇护，那么家则是覆巢之下的卵，永无安宁的一天。可以说，家国理念已经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心中。

　　另外，寿县水路发达，瓦埠镇和窑口集均环抱瓦埠湖，不仅鱼米富足，还有通向上下游各处的码头河埠，商贸繁荣，风鼓吹的不只是船帆，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带着这份思想的启蒙。彼时，曹蕴真和薛卓汉从淮河起航，在迷蒙的晨雾中，照着指南针的方向，踽踽独行，来到了位于长江之滨的芜湖。

　　在芜湖公立职业学校，曹蕴真半工半读，克服生活上的贫困，博览群书、发奋学习，尤其是阅读了《新青年》《新潮》《向导》等革命书刊，逐步树立了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志向。在芜湖安徽省立二甲种农业学校，薛卓汉也积极参与并发起了抵制日货、芜湖黄包车工人罢工，芜湖纱厂工人罢工等活动，被推举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议委员。

　　对于那段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历史留下的语句不多。但可以想象，同一座城市，同样的街道，两人想必会在同样的青春队伍中，手挽手，肩并肩，将每个个体的呐喊融为宣扬救国图强的铿锵口号。

　　口号是铿锵有力的，但思想却是系统深远的。曹蕴真和薛卓汉一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深入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此后，他们考入上海大学深造学习，师从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中国早期领袖，对有了系统深刻的了解。也正是在那些年，理想的一腔热血不再到处游走，而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道路。曹蕴真和薛卓汉的学习是伴随着实践而来，并非囿于书本中的知识。彼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史典籍中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寻，必须要到现实世界中寻找答案，甚至是问题。

　　的确，学会发问是思考的开始。世界不是理所应当保持着现在的模样，它从何处来，又将去往何处，都有着深刻的逻辑。曹蕴真和薛卓汉等革命先烈在努力看清他们所处的时代，身处在21世纪的我们，也处在一个百年未有历史大变局的时刻。年初的新冠疫情，年中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大洪水，不仅检验着国家组织调度能力，也考验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医生、军人、警察、农民工、社区工作者…各行各业，甚至是各国百姓。虽然极其渺小，但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别在了裤腰带上，又把裤腰带挂在了国家这辆飞驰的高速列车。没有人愿意被裹挟、被生吞、然后被抛下。唯一的道路，就是去战斗，和生活战斗，和自己战斗。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沉入到生活当中，边努力边思考，边思考边努力。

　　在另一个时空中，曹蕴真和薛卓汉在积累了大量理论和现实经验后，得到了党中央的委派，回到了故乡寿县开展共产革命运动。在上奠寺，他们举行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公开祭奠孙中山追悼大会。他们还建设了寿县中山学校，发布了《寿县中山学校发起宣言》。此外，他们还发展了农会、妇女组织，通过在广场播放留声机等让乡民们开眼界的方式，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统治的进步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终于，根据中央指示，1923年秋，安徽省第一个党支部——小甸集特别支部宣告成立。一个火种散出了多处星火，到1924年，小甸特支又分别增设了宋竹滩和瓦埠两个支部；到1926年3月，寿县地区已有7个党支部，3个特别小组，党员人数已达8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出任安徽首任省委书记的方运炽同志。这些党员活跃在淮南、六安等地，大力宣扬反帝反封建思想，为1931年轰动全国的瓦埠暴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020年11月，深秋，我和妻子一道，专为寻访曹蕴真和薛卓汉两位先烈墓地而来。

　　皖北大地，一片枯黄与萧瑟，生命开始收缩，等待天气预报里严冬的到来。天际之上，一团又一团粘稠的乌云，互相挤压着，像是证明上天之于大地的绝对统治。只有乌云之间一道道不规则的亮痕，显示出通往更为高远天空的狭窄道路。

　　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有些过于残忍和功利，但胜利从来都是一扇窄门，只有少数人可以通过，看到门后的世界。

　　时间退回到1926年，春，为纪念“五.卅”惨案周年，曹蕴真、薛卓汉等人举行大规模，高呼“打倒媚外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广州革命政府北伐”等口号，在皖北地区为北伐战争宣传造势。同年9月，根据党的指示，曹蕴真、薛卓汉、曹广化、王荫槐、石玉鼎、魏化象、曹练白等本地中共党员离开故乡，奔赴武汉北伐前线，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贡献了一份来自淮南的力量。

　　在生死转瞬的战场上，生命既可以轻薄得如草芥，也可以被枪炮浇铸淬炼，变得愈发厚重有力。在攻打武昌城时，不断有年轻的生命倒在自己的身旁，这其中就包括曹蕴真和薛卓汉的寿县同乡，叶挺独立团以第一营营长曹渊。但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观望者和软弱懈怠者，信仰坚定的人们明白，若想胜利，只能扛起红旗，冲锋、冲锋、再冲锋！

　　此时此刻，个体的意志已经融进了集体的意志，个人的力量也汇聚成了集体的力量，但这不意味着个体的消失和泯灭，相反，在那一刻，革命者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正和这个国家一道呼吸，一道流血，一起从废墟中渐渐站起。

　　正当北伐节节胜利，大革命摧枯拉朽，工农运动蓬勃开展之际，蒋介石和汪精卫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名人和进步人士被屠杀，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国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党中央决定派遣包括曹蕴真在内的一批优秀员出国学习。但由于劳累过度，曹蕴真肺病极度恶化，不能成行，便向组织推举了方运炽同志奔赴苏联学习，自己则由组织护送，从武汉回到寿县老家潜伏养病。

　　薛卓汉则按照党中央指示，继续在内部以的身份开展工作，对抗反动派不断加码的迫害。1927年3月23日，一批地痞流氓冲入安徽党部捣乱，将薛卓汉等人打得遍体鳞伤。同年7月，汪精卫公开缉捕薛卓汉、舒传贤等9人。根据指示，薛卓汉转移回皖北地区，与胡济等三人开展兵运活动，试图了解军事组织情况，伺机开展宣传策反活动，可不想，沿途经亳县（今亳州）时，被唐继尧部队抓捕，胡济等三人不幸遇难。由于薛卓汉的身份尚未暴露，被当地地下党组织营救保释，拖着一身伤病回到寿县潜伏下来。

　　车辆周转在小甸、瓦埠、正阳关的集镇乡村，淡淡的雾霭低低罩住了本就不规则的农田水网，道路便显得愈发模糊，仿佛进入了一片历史的迷宫当中。即便有导航，但两位烈士的的墓地并没有在电子地图上被标注出来，还需要经常停车，询问当地的村民，可村民们知晓二人的也很少，更别说在路边玩啥的孩童们了。有人说，历史是由幸存者书写的。是啊，在革命的岁月中，无数仁人志士都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便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

　　正恍惚间，车辆停在路边。妻子打开车窗，指着土路尽头的一个小小凸起，不太确定地说：“那里，大概就是曹蕴线月，曹蕴真因病重难返，在寿县瓦埠镇病逝。1930年1月，在寿县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薛卓汉再次遭到当局抓捕，本人虽然侥幸逃出，但全家被抄，刚生下女儿才10多天的爱人被敌人拉到雪地里暴打，不久即重病亡故。同年3月，怀着这份悲恸，薛卓汉赶赶赴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任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深受广大官兵爱戴。次年年底，由于抵制张国焘错误，薛卓汉同志在大别山腹地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时年33岁。

　　我开始问自己，当我们对历史的一次又一次抵达和验证后，我们到底在寻找些什么？

　　回顾半年多的寻访之旅，我发现其内在和文学创作的暗合之处：真相并不意味着真理，而真理也有许多不同的进入方式。正如曹蕴真这个名字，原本他叫做曹定淮，走上革命道路后，为了表示蕴含真理之意，他才把自己的名为了蕴真。真理是被灵肉包裹着的，是需要剥离和辨析的。其中有叹息：如果两位先烈能够活到革命胜利的那天，必将位高权重，不仅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能荫蔽一方的家乡父老。也有质疑：革命的道路血雨腥风，即便在革命的早期没有牺牲，也难保不会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捐躯。

　　之所以提出上面的假如，无非是希望历史能够活起来，能够给予我们某种纸面之上的启发或训示。因此，为了找寻历史生长的脉络，我开始了对两位革命先烈后人的寻访。

　　我先是找到了薛卓汉的外孙媳妇胡仁全女士（薛卓汉女儿薛民的儿媳妇）。她不仅给我提供了许多薛卓汉烈士的图片资料，也帮我梳理了薛卓汉子孙两代的枝蔓。此外，她还告诉我，薛卓汉烈士的儿子薛祯栋老先生于2019年在武汉病故，大寒那天，他的子孙携带者薛祯栋老先生的骨灰，安葬在薛卓汉烈士的墓边，分别近百年的父子实现了团聚。

　　此后，我又赶到合肥滨湖新区，找到了曹蕴真的亲侄子曹化东老先生，正是他和父亲曹定一（曹蕴真五弟）多方奔走，才促成上级在1999年将曹蕴真认定为革命烈士。曹化东说起了曹蕴真烈士生前的最后岁月，彼时，他被两名同志送回寿县瓦埠养病。在家中，他还劝说他的父亲和弟弟放弃家中田地，等他病好后，一起回到的队伍里继续革命。可惜的是，曹蕴真因为病重永远留在了寿县这片土地上。但正如那些善良的乡邻们保护了在家养病的人曹蕴真，革命思想的火种得以保存，并不断延续，他的弟弟曹定一受到了大哥的鼓励，加入革命队伍，先是在皖北地区开展游击战斗，后来又参加了中原野战军，并最终看到了革命胜利，全国解放的那一天。

　　对于曹化东老先生的采访是在傍晚结束的。电话里，小区的老伙计已经催他去参加迎接元旦的文艺排练。楼下，小学校也已经放学，孩子们从校门涌出，奔向正在接他们放学的长辈。我在人群中穿梭前行，不觉间，天色已暗，道路两边的路灯忽得一下全部亮起，冬天的道路泛起一层温暖的光芒。

　　像是得到某种指令，我的脚步停了下来，然后，转身回望鳞次栉比的楼房，想从中辨识出曹化东老先生所居住的那一栋。千家万户，亦如每家每户，安静祥和，几乎感受不到其中所孕育的幸福。蓦然间，我想起了小学课堂上，老师曾这样讲授：“没有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是啊，纵然他们的名字会被淡忘，他们的事迹会被湮没，但只要拭去历史的尘埃，他们的精神依然明亮，没有衰减。慢慢的，我的心底也像路灯一样被点亮，温暖、和煦。我转回身，面朝前方的道路，心中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