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眼儿”里的货币表征与社会历史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历史。”正如货币史和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所言，货币这个人类经济活动的“润滑剂”，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驱动着人的生存欲望、生命的冲动、渴求、执迷乃至疯狂。它为我们显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化与提升的符号，同时也彰显着它给人性的充分发展、人性的异化及其损伤所带来的历史见证。在《中国货币史》中，彭信威不仅论述了货币产生并发展至清朝的整个历程，还勾勒出中国经济史的演变，呈现出独特而悠久的中华货币文化，内容涉及不同时期的货币制度、货币理论、货币购买力、信用和信用机关等，对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货币信息、币制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思考和处理当代货币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彭信威认为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两千多年没有起本质的变化。他说，自从货币的铸造发行权落入统治者的手里，货币便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用现代的眼光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首先是货币的各种职能“不集中于一体”，金银在中国只是“有宝藏价值的工具”，“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流通”。其次，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不仅“古代钱币的铸造，是由各地办理”，到了近代还是这样。第三，铸造技术不进步，“一向是用手工”，加上“私铸”盛行，钱币的成色、轻重各异。第四，钱币的重量，几乎稳定不变。大量的史料证实，“不要为这种现象所迷惑，以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币值是稳定的，物价也是稳定的”。

　　钱币虽小，却关系着人类的社会活动，其中的学问极大。在《中国货币史》中，彭信威率先提出“钱币学”概念，并将中国的货币历史纳入中国古代的普通知识和政治史。要深刻理解中国货币制度，梳理其形制演变自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洞察其内涵。在“绪论”中，彭信威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原发性与独特性。而在论及南宋纸币与铜（铁）钱的关系时，他又进一步指出，“铜（铁）钱都是作为纸币的辅助货币，有时用来支持纸币的购买力”，因为后者本身毕竟具有实际价值。彭信威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让人们透过看似纷乱、有时还显得有些刻板的中国货币金融演进过程，真切地领略到包含其中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微妙牵系。关于货币的研究，彭信威不是以货币理论为重点，而是以货币史和钱币学为重点，通过“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以及“货币研究”和“信用和信用机关”，条分缕析地解读了中国货币的原始形态和它的各种发展形态，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财政状况。

　　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牲畜、兽皮、五谷、布帛、珠玉海贝、龟壳、农具等，都曾作为物品货币而起到重要作用。从中国的文字结构上，也可以看出贝和价值的关系。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多带“贝”旁。所以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一种价值的代表了。彭信威认为，在殷周期间，贝已取得了货币或准货币的身份，甚至是以贝为主要的支付工具。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彭信威进一步指出：“贝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使用的演进，大概经过两个阶段，先是作为装饰品，这应当是殷商以前的事；其次是用作货币，这大概是殷代到西周之间的事。但它取得货币的地位之后，仍可作为装饰品，正如同后代的金银一样。”

　　《中国货币史》的最大亮点，是作者重点关注了货币制度与购买力的变化。“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经济生活。”彭信威认为，货币形制只是货币制度的“躯壳”，流通情形尤其是购买力才是其“生命或灵魂”。在《中国货币史》中，彭信威多次用货币的真实购买力来衡量各朝代的货币价值，这是彭著《中国货币史》的重点，“一种新的尝试，花的时间最多，占的篇幅也最多”。正如他在“绪论”中所言：“古钱的形制只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形，尤其是它的购买力。它的遗体之值得我们研究，正如化石之值得生物学家研究一样，那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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