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有普通话 推普非禁止和消灭方言

　　语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交流工具，各朝各代都有公认的标准语音。这在夏、商、周、先秦时期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叫官话。

　　孔夫子弟子三千，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如何听懂夫子所言呢？《论语》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孔夫子用的是“雅言”与弟子交流。

　　晋代五胡乱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

　　隋朝统一中国后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以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扬州话又接近建康话，因此在社会上也很流行。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以首都长安话作为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苏州话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则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初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南京话和北京话开始融合。

　　1368年明朝建立，定都南京，南京话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官方语言。 1421年，明迁都北京，从南京以及附近地区带去了130多万人口。这些人构成明朝北京人口的基础，因而当时北京多数人说的是南京官线年，清建都北京。满人带来了关外的汉语方言，融合了北京方言，逐渐形成北京官话。

　　由于南方部分官员说乡音，上朝汇报工作听不懂。 1728年，清雍帝发布“圣谕”，下令设立“正音书院”，在全国推行北京官线年（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见日本推行国语十分成功，回国后写信给官学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推普”经验，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语音统一的政治意义。1903年，清政府在《学堂章程》中规定：“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兹以官音（即北京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线年（宣统元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当时，以满语作为“国语”的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奈采纳了这个建议。

　　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质疑。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清的官话还能成为民国的“国语”吗？

　　创造出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教育家王照则坚持以北京线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但在会前王照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著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推行不到两年，又爆发了一场“京国之争”的大辩论。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应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1932年，教育部公布 《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北京音以“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中国成立前夕，文字改革专家吴玉章写信给毛主席，提出各地方要以较普遍的、通行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吴玉章担任该会主席，丁西林、田汉、李立三、何其芳、徐特立、郭沫若等78人为理事。当时的“文字改革”包括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在内的国家“语言计划”的整体。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任务是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决议。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以哪里的方言为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种。

　　投票结果是：北京官线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第2，获51票；吴语（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第3，获46票；粤语（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第4，获25票。

　　大会作出决议，建议首先在教育系统、然后在全国“大力提倡和学习普通线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

　　有关方言是否需要保护、该怎样保护的问题，今天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有人竭力保护方言，认为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文化。有人认为方言根本没有受到威胁，“拯救”方言的说法，是排外情绪在作怪。还有人干脆认为，方言的消失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1958年1月10日，全国政协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关于推广普通话，周总理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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