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方法（下）

　　本文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教员的工作方法，简约而不简单，有高度，有逻辑，有架构，全面而深刻。我们可以反复阅读，细心领会，勤加实践，对改善思维模式、树立正确的三观大有助益。

　　整个文章篇幅较长，故分为上下篇，上篇为 的工作方法（上） ，本文为下。

　　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善于从长远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预见；他也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战略部署，绝不因小失大；他还善于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最大程度地为中华民族赢得利益。

　　战略思维能力（也就是同志所说的战略头脑），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它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同志一向要求：“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战略思维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不能只盯着局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因小失大。也曾经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

　　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

　　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对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同志总是主张要觉察早、应对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宋玉《风赋》中所说的：“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

　　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就是变，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的。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已经做出的战略部署可能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战略部署的调整。

　　他经常先这样分析：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们的方针应当相应地做怎样的调整。

　　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

　　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1953年4月26日，他在致李烛尘的信中写道：“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1958年6月21日，在扩大会议上，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明朝有一个以佛教故事改编成的剧本，叫做《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后人简称《香山记》，说的是一个女子妙善不想嫁人，因而受到其父妙庄王想方设法的刁难和折磨，后缘于佛祖庇佑，不但安然无事，而且在香山修成正果，并且不与父亲计较，暗中治好了他的病，最终妙庄王幡然悔悟。佛祖有感于妙善之义举，遂封她为观世音菩萨。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这个方法是不坏的。你唱《打渔杀家》不能唱《西厢记》，你不能两个戏同时在台上唱。”

　　1963年5月8日，在杭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应该抓主要工作时，又说：“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描写妙庄王女儿的一本书，头两句就是这样。事物是可以割断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庄王的女儿如何如何。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戏如《白门楼》也忘了，只看我的同乡黄盖。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记》。”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陶鲁笳向他汇报，“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传达后，效果很好。说：“我四五十年前看过这本书，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唱这个戏，别的戏就不唱了。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的一生一直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坚定地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我们在井冈山用什么来激发农民的巨大斗争热情！毫无疑问，这就是分配土地，你没有听见农民喊出了‘万岁’的口号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个时期集中于指挥打仗，一个时期集中于理论创造，一个时期又集中于整顿党的作风。同时，他还反复地向全党强调这种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他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深思熟虑以后要明确，特别是要告诉下属和自己的团队。

　　1937年9月21日，发给彭德怀的电报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仗是要打的，但现在是做群众工作，在当时的情势下，强调这一“中心”，不但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给下属明白地具体地指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就会使之有所遵循。当然，能够“适时”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则需要独具慧眼。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务未了，建设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诸如肃清残余、解放台湾西藏、恢复经济、土地改革、整顿工商业、打破外国封锁等。首先应该抓什么呢？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而在看来，财政经济困难能否解决，才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因此，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他告诫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也就是说，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但是，不能抓错，抓错了就一定翻跟头。

　　此后，他还创出了不少“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工作实例。1950年秋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春，他到杭州集中精力搞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秋冬，他做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百多条按语。1956年春，他用43天的时间连续听取了35个国家部委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论十大关系》。1957年春，他重点关注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他集中思考和解决已发现的“”运动中“左”的错误问题。

　　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先是谈到了三国时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些事情，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稍后，他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讲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所谓“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轻重缓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点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一开始就强调，“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气讲了十几条。其中说到，搞经济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打张辉瓒就打张辉瓒，别的敌人放弃，搞点小游击队去牵制。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说：“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制定政策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向，如果求全求多，没有“重点”，就得不到有效地执行。

　　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关键的紧要的事，即使对待日常工作，也主张这样做。比如批阅文件，1973年，他对一位省委书记说，要多读书，对方则回答文件太多，没有时间。饶有趣味地讲道：“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画圈好了。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经经过几道关口的修饰了，面目全非，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

　　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提倡要学会“弹钢琴”。

　　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应该统筹兼顾。

　　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相反，“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

　　1943年，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说：“我们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

　　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这个方法常常用来执行政策和完善政策：先在面上铺开，然后再深入到点中，由面及点，再由点带面，循环往复。现在，领导同志分头去蹲点，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的一种运用，如此做来，使领导者下命令、发指示，能够接地气。

　　为指导领导干部具体地运用这一方法，进一步指出，在领导工作中不要普遍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他教育领导干部要善于“解剖麻雀”，不需要解剖每一只麻雀，解剖一两只就够了，以从个别中找出一般的普遍性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注重一般而忽略个别，造成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只注重个别而忽略一般，造成领导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早期中共党史上的教条主义者，就是机械搬用马克思主义，拘泥于一般原则，忽略了个别性、特殊性，难以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经验主义者则缺乏理论高度，难以把个别经验上升为普遍性认识。

　　对这一方法的典型运用还体现在他对党性和个性关系的处理上，即在强调干部党性的同时，决不抹杀干部的个性。中共七大会议上，举例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杀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杀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七大结束时再次强调：“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他对选举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指导也体现了这一点：“我们的选举，就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党的要求是普遍的，而党员的存在是千差万别的，如何使千差万别融在一起，向同一个方向用劲，这就需要方法和艺术。

　　为此，提出要进行第二个“结合”。他说：“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因此，“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领导骨干带头，组织和发动群众，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群众做工作的方法，更具体地指出，要“抓两头带中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后来他又总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用之于实际工作，他特别注重典型或先进的引领作用。“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在他看来，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通过宣传、表彰等舆论导向，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隐含着关于群众的观点。首先，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他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认为，党员干部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到群众中去，领导者是群众的先生。没有群众的领导是“空洞的”，而没有领导的群众是“盲目的”，是不可持久的。

　　这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方法。对此，他有更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说的是制定政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决策的方法，又是执行的方法。坚持这一方法，就要反对“从机关中来、到机关里去”。

　　还强调，要让群众执行决策，必须做到三点：第一，把决策向群众讲明白。“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第二，依靠群众找出执行决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面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三，在群众执行决策的实践中检验决策。“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这样做以后，才能更好地执行决策。

　　当然，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仅是领导对群众如何的过程、让群众被动接受的过程，而且还是群众如何对领导的过程、群众怎样产生主动性的过程。为此，提出，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是人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从满足群众的切身需要出发，去吸引群众、动员群众，是倡导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体现。1934年，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也就是使群众由被动“执行”转化为主动“拥护”。

　　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批评很多人，只知道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工具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即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这就是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同时，也是党员干部赢得群众支持、让群众跟着走的工作方法。他还形象地说过，让鸡跟着走，手里还得抓把米呢！何况是对人呢！

　　同志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他在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又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他指出：许多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他要求：“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是他对领导工作的总结与提炼，是他提倡的工作方法的精髓和核心。“两结合”作为一般的普遍的方法论，是有机的统一体。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提出党委应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而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任何一个领导都处在一个系统中，领导者进行工作必须学会运用组织、系统，及在组织、系统中进行工作。中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缘于这样一种组织构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按此，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作用、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说，一般情况下，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必须依靠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怎样指挥好这“一班人”呢？或者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综合起来看，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

　　“互通情报”，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同时，如果有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来解决。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

　　抓得起，抓得紧。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回忆，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同志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

　　重视“开会”。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他还提出过，要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

　　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一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二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三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四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线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自然，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1960年12月25日，再次讲到，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检查评比，及时纠错。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他还强调“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一年至少检查四次”。通过检查，一是督促进展，二是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一生也犯过很多错误，除了晚年，但大都能自己纠正，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以上几点是在不同场合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包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两个过程。他明确指出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还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主张“听取不同的意见”，可谓抓住了民主的真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讲过的和实践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依据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敢于做主，等等。但是，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同时，它们具有普遍的超时空的意义，至今仍可以学习和效仿。不过，运用它们，也要像，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根据具体工作具体选用，并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所创新。否则，就可能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李云龙，增长研习社发起人、混沌学园创新领教、多家高校EMBA/MBA导师，中信出版社《增长思维》《增长战略》作者，多家大型企业咨询顾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