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隐忧：科学是如何工作与共享的（3）

　　800万名科学家，昼夜不停地进行着各种不同的科研项目。为什么只有几乎少于百万分之一的科学成果被筛选出来，赢得我们的注意力呢？科学生态系统的一大特征就是科研成果会经过过滤和筛选，而这个过滤的过程并不直截了当，但也并非随机发生。接下来，我将要讨论这个话题。

　　科学生态系统的“织布机”编织着许多看不见的“过滤层”，而编织这些过滤层的人的动机与真正进行科研工作的人并不一致。过滤的过程并不是随机的。要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必须理解谁能够从中获益。我们接下来将看到，想要满足人们对娱乐的需求，必将扭曲科学的真正目标，以及为其提供经费的根本原因。我们对构造式科学的观点越来越偏向于纯粹的应用。这也是科学家想要严格控制进行什么科研项目的原因之一。通过观察什么东西得以浮出科学深海，我们也能找出那些让科学故事吸引眼球的特征，这些特征组成了一个工具箱，教你如何撰写勾人的开头，如何引入正题，如何构思桥段与金句，如何正确运用图片，如何对待争议话题，等等。

　　我们每个人都与科学有所交集。许多人在孩提时期都对科学饶有兴致，在长大后也保留着一些残余的兴趣，因此，人们愿意阅读与科学有关的报纸和杂志、观看纪录片，或在网络上浏览科学故事，从中获得精神的滋养。媒体圈深谙此道。无论在什么文化中，媒体对科学的关注都在与日俱增，因此，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关心被倾注到科学报道中。据估计，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每个月都会阅读一些科学报道，可能是在线阅读，也可能是阅读纸质媒体。在许多社会中，学校里的科学教育飙升，因为人们想要孩子们早早地理解科学思想。我们的社会处处充满了科学报道，这反映出我们的科研文化对科学的巨大投资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你想了解什么样的科学呢？你想了解哪一个研究领域？你是否知道哪些领域目前正炙手可热？或者说，你是否想了解那些“重要”的科学，也就是那些可能改变你的子女或父母的生活的科学？又或者，你可能想了解那些可能改变你自身生活的科学。或许，你只想了解具有娱乐性，并能像博物馆一样令你凝神沉思的科学新闻。又或者，你想了解那些由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或你捐过钱的慈善机构所资助的科研项目，因为你曾参与其中，并为其买单。

　　这些理由，每一个都能够在科学界中切出一个完整的横截面。你浏览的报纸和网站会根据你的生活观点和兴趣来选择新闻故事。同理，科学报道也会在众多可能的故事中选出少数“适合”的故事来进行报道。这些故事能够转化为生动的描述，让人们情愿花时间阅读。但这样的故事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来阅读。

　　由于纳税人是科学经费的提供者之一，有人可能会希望，我们所投资的所有科研成果都应该被写成故事，这样，人们可以选择阅读，也可以选择不阅读。但是，将科学转变为迷人的故事是很昂贵的，短短的几段线美元甚至更多。一部分原因是，科学家自身并不是将科学转变为故事的最佳人选。年复一年，他们学会了与其他科学家讨论科学和传递科学思想的方法，但是，公众并不具备这些能力。对公众而言，听他们讨论科学，就好像听别人操着一门你不熟悉的外语进行政治辩论一样，而用这门外语，你连订酒店和购买食物都无法完成。科学家训练自己的思维流动的方式，并不适合将生硬的科学“翻译”成妙笔生花的新闻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那些训练有素、思维方式适合毫不费力进行这种“翻译”的人，因为这些人既能够阅读科学论文，又能够将其转换为直白的语言，同时又不失去中心思想。他们能够一眼看到那些可能令广大群众产生好奇心的联系。

　　于是，一些以这种“翻译”和“改造”为职业的科学记者出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十分出色。某些科学成果之所以能进入大众的视野，正是因为它们进入了这些人的“法眼”，因为这些记者认为公众可能会关心这些科学成果。他们身处组织和机构内部，这些地方混杂了记者、编辑及其机构领导等各号人物，每个人关于什么更重要的观点都不同。他们与科学家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科学家认为什么更重要。他们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文章的阅读量，因为评判一名记者成功的标准是看他们的文章能影响多少人。

　　公众依赖这些科学记者为他们提供科学信息。尽管公众能够货比三家，但一般情况下，公众并不会一上来就特别关注某一个领域。在为数众多的科研成果中，我们依赖于科学记者的品位来过滤出有趣的故事。

　　尽管社会上的科学报道似乎层出不穷，但实际上，职业科学记者的数量远远小于科学家的数量。在英国，为了应对人们对深度科学报道的需求，报纸和BBC（英国广播公司）雇用的科学记者越来越多。因此，自1990年以来，职业科学记者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略微低于100人的数量。英国拥有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强大的公众广播服务系统，因此，英国比其他国家的保护性更强。但自2000年以来，纸质媒体遭遇了财务危机，这导致世界各地的科学记者的数量都遭到了削减，尤其是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媒体关注读者的数量是为了产生广告收入，而不是为了专业报道。即便算上写专栏、写博客以及非主流媒体的兼职作者，每一万名科学家也才对应一名媒体评论者，而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这一比例更小。这些人就好像寻觅花蜜的蜜蜂一样，将遥远的科学新闻带回我们的蜂巢中。

　　清晨，你从梦中醒来，各方新闻已像雨点一样敲打着你的窗棂。早餐时间，你会浏览几个你常看的新闻网站。接着，你在车里听广播，获得更多新闻。但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日常工作正是负责创造这种新闻流，更准确地说，是与科学有关的新闻流，你的一天会是怎么样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一份全国性报纸的科学记者的日常生活。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可能要写四篇故事。其中几篇，他们可能在前一天已经开始写了；但还有一些，他们可能最多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写。他们会查看自己最爱的、需要密码才能访问的网站，在那里，有两百多篇专门针对科学记者的新闻稿在等着他们。他们的电子邮箱里可能还躺着二十几封邮件，发自他们私底下认识的科研机构新闻处的工作人员，提醒他们留意他们单位的稿子。他们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迅速浏览所有这些内容，同时还要浏览广大群众在上班路上阅读的大众新闻。他们阅读速度极快，几乎囫囵吞枣，只待少数灵感闪现的时刻。

　　接着，他们要开编辑会议。今天，在那些包含些许科学元素的重大事件报道中，科学记者能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但在决定主要新闻页面内容的编辑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谁的故事能向更广大的读者群显示。科学记者当然会提议撰写一些科学故事，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在反对其他人危言耸听的报道提议。这可能是某种癌症治疗方法又失败了，或者某种食物吃多了有害健康，或者医疗丑闻。编辑们喜爱这样的故事，因为读者（也就是我们）真的很关心这类话题。但是，这些故事往往没什么真实的科学依据，只有一堆假说，以及没有证据的结论。如果这种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媒体上，公众会逐渐放松警惕，错误地认为这就是科学的常态。负责任的记者常常会抵制这类故事。

　　科学记者会浏览最受科学家褒奖的学术期刊的最新一期，比如《自然》、《科学》和《柳叶刀》，可能还包括一两份他们间或能发现好故事的专门期刊。这些作者没有时间浏览更多期刊，也不会详细阅读论文中的真实结论。他们通常只会阅读评论和与之相关的新闻稿。他们必须相信，在跨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评论的论文理应十分重要。由于这是科学与外界社会相接触的主要途径，所有科学家都渴望在这样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这些期刊的篇幅有限，因此引发了激烈的竞争。为了使记者和其他科学家能够读完每期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期刊的页数不会增长——它们的一部分价值正是由于它们的篇幅很短（就像痛苦的节食一般）。

　　在这个公开的生态系统中，最受益的乃是那些寻找最低垂果实的捕食者和探索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形成选择压力的主要因素。我将其分成几个部分并分别进行讨论，它们分别是新闻稿发布、书籍、金钱、图片、争议和触发点。

　　每期《自然》发布那天，都像一场短跑冲刺。每篇研究论文都会伴随着一篇新闻稿，而这篇新闻稿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由期刊、论文作者以及与该研究有关的高校、研究机构或公司准备好了。为什么需要新闻稿呢？关键原因是为人们指明方向。它们十分必要，因为一篇顶级研究论文所报道的科研成果必须惊人而新颖，并对其他科学家非常重要。每期学术期刊的篇幅都有限，这意味着论文作者们肩负着巨大的压力，纷纷想要将科研成果总结和浓缩成一段简短的摘要。我和我的同事经常就某个单词的使用争论不休，只因我们都想尽可能言简意赅地讲清研究成果。这种摘要并不适合科学记者快速浏览，甚至对科学家而言，如果他们并不来自同一个领域，哪怕经验丰富，也很难读懂。关于结论可能带来的影响，每篇论文都会写上一大堆。这些影响对科学记者的工作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不会只关注干巴巴的“科学结论”，而是想在结论之上，写出令读者感兴趣的故事。这正是新闻稿对于科学记者的作用——提供一些勾人心弦的灵感和构思故事的角度。

　　新闻稿会展示一项科研进步的影响，试图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就像花朵的香气一样）。它们的标题往往能像两英尺长的头条标题一样抓住你的注意力。它们的篇幅往往不到14句话，但其写作风格却极富特色，行文流畅，适合快速阅读（但并不像十四行诗那般吸引人）。它们概括研究论文的要点，就像推特上的公告一般。为了向记者提供吸引读者的角度，新闻稿中会引述科学家说的话，供记者引用。新闻稿就好像为科研论文所做的广告一般，不能包含任何需要思考才能理清的逻辑，并且必须能够毫无阻碍地“滑”进读者的脑子里。它们是目标明确的模因，令人一见倾心。

　　撰写新闻稿的概要是一门艺术。每篇新闻稿背后，都有着一位敬业的作者。他们的职责是在擅长产生精确结果的科学家的帮助下（或者阻碍下），将自己专长之外的知识抽丝剥茧地提炼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如何将科学翻译成通俗的语言，产生了许多矛盾。论文中的结论已经高度精简，因此，面对再次删减的新闻稿，许多科学家十分不高兴。然而，正如朋友通常能够比你自己更好地描述你的优点一样，新闻稿作者往往比科学家自身更擅长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将科学转化为新闻的成本如此之高，并且，将论文压缩得言简意赅的压力如此巨大，目前还没有出现能与新闻稿系统相抗衡的其他方式。

　　新闻稿对提升科学成果的公众曝光度来说非常重要。即使记者每半分钟就能读完一篇新闻稿，想要读完当天他们可能感兴趣的所有新闻稿，也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后，他们会从中挑选出最有兴趣的五篇稿子，继续深度追踪。他们必须谨记，不能错过那些可能在竞争对手的报纸上引起巨大轰动的故事。他们会试着将手中这篇新闻稿与更宏大的故事建立联系，这种方法能帮助读者迅速进入角色。有时候，他们选出的新闻稿写得耀武扬威，那他们可能会另选一个角度来切入。

　　新闻稿对新兴科学的深度与细节都进行了巨大的压缩，这在科学家中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反应。当然，在这个压缩过程中，一些内容会丢失，特别是新闻稿会忽略科学成果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然而，只有依靠这种压缩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对活跃的科学领域进行全盘扫描。每个科学家想要读完或者哪怕只是追踪自己领域内的一小部分研究尚已焦头烂额，更别提读完整个科学界的信息了，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读不完的科学信息就好像奔腾不息的洪流一般，令人泄气，这成了科学家职业生涯中一个无解的问题。如今有了互联网，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诚然，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比过去的方法容易多了，但是，想要轻松获取对新兴领域及其相关有趣信息的合理摘要，依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人发明了“智能筛选”，但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小部分，因为这个问题还涉及许多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对相关领域的信息进行订阅，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着重强调重要的信息，为读者提供数量合理的文摘。这是未来科学想要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其他挑战还包括：自动整理文献、文献筛选、科学信息订阅等。有人预见，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即时分析整个科学之网（人类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些挑战将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足以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从众多科研项目中选出少数论文来撰写新闻稿。这个问题牵涉人和标准的问题。这将“选择”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政治行为。新闻稿深植于科学生态系统中，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使得“谁选择哪些科学来进行报道”这一问题变得更加重要。科学新闻稿让人们读到广泛而有趣的科学故事，但这只适合少数特别的故事。记者对读者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我们愿意读多长的文章，我们想要听到什么故事，什么故事能保持读者的兴致，为什么图片很重要，为什么提及其他人文故事很重要，等等。程式化的媒体创作方式一方面满足了我们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期待更多同样程式化的内容。非传统媒体（即使是博客这种受众广泛的阅读媒介）的文章尚无法提供令人惬意的阅读快感，因此，它们并不能赶走新闻稿写作和结构化的行文风格。

　　在科学的广袤世界中，新闻稿勾勒出了值得突出强调的故事。但在新闻稿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文章，称作专线报道。专线报道是由美联社这类通讯社发布的。通讯社甚至会向新闻载体上的文章位直接提供完整的文章。这对缺乏资源进行科学报道的小型媒体出版物来说十分重要。比起自己撰写文章，这些出版物的记者每天都会简单浏览一下通讯社的专线报道，从中选出一篇他们的读者可能会感兴趣的精彩故事。其结果就是，任何写成专线报道的科研成果都在网络和本地报纸上流传甚广。这些故事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证明，因为通讯社想要将文章散布得尽可能地广泛，从而收回报道成本。只有极少数特别的科学故事能在媒体网络上渗透和流传，并在媒体的山谷中余音缭绕。

　　有时候，记者们确实会花时间与科学家们直接交流，但很快，他们就会在自己的领域中落下不太好的名声。即使是最勤勉的科学家也很难讲清楚这个领域的整体进展，而少见的新闻式科学著作（比如詹姆斯·格雷克的《混沌》）则常关注于新兴领域，在这些领域，同时出现的人物数量很少。但在大部分领域，科研人员的数量成千上万，想要细致描写、概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比策划大型婚礼宴会还要难。

　　因此，记者们获取故事灵感的主要来源是那些送到他们嘴边、争抢他们注意力的“信息盛宴”。由于大众对科学故事的胃口极佳，他们总是面临数不清的选择。那么，这些记者会选择什么样的故事呢？

　　每篇科学新闻稿都经过了精心雕琢，难不成它们都能成为极佳的科学故事？我个人认为，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几乎所有科研成果都具备被“翻译”成好故事的潜力。正如古代哲学家所说，如果你不能向一个六岁儿童解释你的想法，那么，你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它们。但在这里，记者能写出什么科学故事取决于这些故事是否能成为新闻报道的好材料，以及能否在其他故事中鹤立鸡群。在信息竞争的环境中，达尔文式的选择过程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是模因的重要方面）。由于大众阅读科学的时间有限，想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关键是故事的开头能否一下子吸引眼球。

　　对科学家来说，每项科研成果都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经历一连串的实验和研究，累积数据。在最后阶段，科学家将所有部分综合起来，拼出一幅完整的图景。但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科学故事却不一样。每篇故事的读者群所具备的基础知识水平都差不多。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作者们避免向读者解释科学家所经历的全部过程，而更愿采用各种捷径来避免冗长的叙述。一些故事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于是，它们不言而喻地成了读者基础知识的一部分。这些领域的新故事拥有一些优势，因为人们对这些话题已经有所了解，因此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故事传递的信息与当地社会并不完全兼容，那么，想让当地读者接受和理解，它们必须经过更艰难的鏖战，但它们也为当地社会带来了新鲜感和新奇的故事。

　　科学记者字斟句酌地咀嚼新闻稿，想从中找到一个能将其最快转化为故事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必须与读者的经验最为接近，这样才能将读者与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联系起来。通过人们熟悉的自然图片，新闻稿可以迅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比如旋涡一般的星云、闪烁微光的蝴蝶或者地球上空旋转的云层。这些图片的作用就像图标或者速记笔记一般，令读者一眼就能了解接下来的文字中蕴藏着什么科学假设。一些巧妙的明喻也十分有用，可以帮助读者在脑中迅速“加载”过去学到的知识。真正令科普作者们头疼的一个挑战是他们所面对的读者群十分广泛和多样化，读者的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很难找到一个立刻令所有人都心领神会的切入点。

　　故事与记者的写作技巧是否匹配成了最强的过滤机制之一。文章开头用来吸引注意力的“钩子”是否适合他们所面对的读者群？一些关键词总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性”、“癌症”和“金钱”。与这些词语联系起来，科学故事更易被人阅读。一些栏目青睐家常话题，它们会选择一些听起来略显无聊的科学话题，比如关于厨房、街道和卧室的科学。对这些话题的偏爱也令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最初为什么投资这类科学研究——似乎逐渐失去了其庄严的初衷。

　　在科学故事中，还有一个常用来强调该故事重要性的方面，那就是强调研究的成本。如果一个研究项目花了很多经费，那么，它最好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因为人多力量大。对记者和读者来说，它最好是一个重要的故事。人们常假设，重要的科研成果一定要花很多很多钱，但这不一定是事实。精彩的科学需要的是想象力，并不一定需要很多钱。一些科研项目的确要花很多钱，但这取决于它的目标有多么宏大。比方说，我们可以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粒子加速器看作一个单个实验，也可以看作许多相对独立的小型实验组合在一起（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需要碰撞粒子）。一名科学家可能会在一个研究项目上花上四年的时间，只为设计某个粒子探测器的内部线路，让它们可以令各种亚原子粒子变成奇异现象的“指示灯”。尽管粒子探测器能实现的目标如此之多，但由于我们将金钱看得太重要，对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报道总不忘提及其标志性的60亿美元总成本。这是另一种标志，用来将一组假设带到人们心中。

　　一些科学领域的工具和目标可以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些描述更加详细的假设，比如它们的目标是治疗癌症，发现宇宙的运行规律，理解人类基因组，或者理解天气变化。相比之下，一些学科由于无法黏合在单个信息或问题周围，很难被记者写成故事报道。在报道这些话题时，记者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它们同其他人的相关工作区分开，这些领域的进展牵涉许多细节，需要很专业的知识才能理解。虽然领域内的科学家能够看出个中区别，但想要为这些科学树立品牌，或者为它们发明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标语，依然十分困难。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用光来做什么”、“泡沫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如何掌握所有聚合物和塑料制品”或者“细胞拥有什么骨架和结构”。科学家推销自己研究的方法各有不同，但其中一个方法是将其与普通人的生活直接联系起来。研究治疗癌症的方法似乎并不需要更多解释，但是假如你推销的方法是说“治疗癌症有助于增加人口”，那么你就有麻烦了。将导电体制作成透明的，在一个世纪以前似乎并不是一件紧要的事，还会令外行大惑不解，但这对我们今天的电子产品至关重要。当然，这两个案例所涉及的科学原理都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它们的结果及其带来的概念都非常重要。

　　但是，充满信息的图片对科学家来说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重要。他们的图表是用来吸引其他科学家的。记者和编辑喜欢使用“触发图片”作为吸引读者注意力的“钩子”，因此，他们并不在意这些图片与科学是否真的相关。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那些真正抓住你兴趣的图片才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收获了那些值得一读的科学报道。好奇心可以枯竭，也可能被淹没。我们总是被新奇事物吸引。但是，我们人类天生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优秀的科学写作可以从很多方面激发出这种好奇心。

　　然而，谁来负责科学故事的准确性呢？再说，“准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认为，不管怎么说，任何科学报道都是有益的。人类思想的很大部分都贡献给了科学事业，因此，报道科研成果能够激励、启发和驾驭我们的创造力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敬畏之心。即使科学（或科学报道）实际上是“错误”的，从长期来看，它依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尽管这可能带来消极的短期影响，比如造成人们对病毒的全球恐慌）。真正在读者的记忆中扎根的，并不是文章中的细节，而是那些激起他们兴趣的事情。研究显示，尽管我们热爱阅读，但在过去一年所读的书籍的细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比例还不到1%，不管这些内容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因此，即使科学是错误的，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催人觉醒的科学家。

　　不过，这个结论也取决于我们所说的“错误科学”错在哪里。有的科学只是错在一点点情绪化的夸大。要纠正这种“或多或少有些正确”的科学，只需要一点点“治疗”即可，因为恰当的心理关联在重复的过程中被强化了。这种松散与科学家的训练不相容。在科学家的训练中，细节十分重要，每篇论文都必须保证所有细节尽可能正确。为了呈现一篇线性的故事，记者常平铺直叙地讲述那些微妙之处，这常令科学家抓狂。与我的观点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反应则是，认为科学报道应当尽可能精确，就像科研论文一样。

　　这种两极分化的反应忽视了近期出现的一个趋势——直接报道科学，也就是报道者绕过职业媒体人对信息的筛选。这种形式的报道在博客中特别多。纵观成功的科学博客，你很快会发现一件明显的事，那就是，如果科学家大谈科研细节信息，那他们往往无法吸引广泛的读者群。只有那些深谙科学新闻报道技巧的科学家，并且当他们不是在写自己的研究，而是在写同领域其他人的研究时，才能吸引许多大众读者的注意力。他们从中提取出清晰而具有煽动性的信息。他们在传递科学信息的同时，还提供了一条途径，通往真正的科学。这种科学报道同娱乐媒体一样提供了令人满足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们对科学奥秘和神秘故事心驰神往。

　　在科学新闻报道中，哪些细节算得上重要呢？从业者需要履行什么责任呢？在这里，在读者心中留下什么印象是最重要的事。比起具体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读者如何将科学故事融入他们的世界观，就好似在点彩画中添加彩色的一笔。它是否会吸引情绪化的血红危险警告？或者引发读者对技术进步和新玩意儿的狂热追捧？它是否将自然世界的秘密连接起来？这里，在对科学进行准确描述与满足大众的直接兴趣之间出现了矛盾。过于追求精确常无法引发人们的兴趣。

　　那些号称对我们有害或有益的东西常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我们可以用人们的“担忧尺度”来衡量它们。我们都读过数不清的关于周遭环境中存在着神奇天然成分或危险化学元素的文章，每篇文章都声称这些东西对人类健康有重大影响。我总是在脑子里收集这些例子。我告诉自己，“如果它真的很重要，那它就会变得很明显”，从而降低我心中这个领域所有故事的重要性。我习惯于迅速浏览这些科学报道，它们大都危言耸听，但它们引用的统计数据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显然，这些作者知道他们的文章会被很多人阅读，它们之所以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关于这些报道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何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评判。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的新信息很难改变人们既有的观点。正如人们的政治倾向一样，我们筛选要阅读的新闻报道，只为确认我们已有的偏见。当我们想要拒绝某条信息时，我们常告诉自己，这篇文章不准确，不值得信任。

　　读者需要娱乐、逸事、笑话和对现实的逃避。记者们也会想方设法满足这种需求，因此，他们会选择性地聚焦在可以满足此类需求的科学故事上。这个现象也影响了高影响力的科学期刊。这些期刊也会青睐那些能够吸引大众、被人广泛阅读的科研论文。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些领域获得了大量报道，在公众的想象空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品牌，整个领域都从中获益很多。其中一个例子是“仿生学”，这个领域的故事总爱告诉人们“大自然已经想出了绝妙的解决方法，它推动人类开发出了某种新方法”。这种消遣式的科学故事确实让科学界繁荣多样，但却可能无法让读者了解到其中真正的科学。

　　科学品牌利用了“偶像”对人们的共有知识所起的作用，使得记者在写文章时可以迅速而简要地跃入主题，而无须在开头长篇大论地介绍背景知识。当一名受到启发的科学家为一个现象或某种构件（比如一种亚原子粒子、一种化学反应或一种基因片段）留下一个新名字，这个新名字往往能够唤起强大的力量。命名是对名词的构思，比如某场讨论、某次辩论、某种情绪反应或价值的名字。但是，正如商业语境中的品牌可能会说服你购买一些你最初并不需要的东西，科学语境中也是如此，品牌效应衡量科学研究价值的方式，可能并不是你愿意接受的。广告业内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是，每个市场对国际品牌的容量都是有限的，而科学现在正不可抗拒地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不管是在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内进行的科学辩论中，都能看到不同科学品牌之间的竞争与纠缠。好的品牌建设能为产品赋予价值，在产品与价值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而喻的联系，并在人们心中打造出相应的印象。科学的品牌建设也同样如此。

　　在科学的品牌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基因”，因为“基因”这个概念的品牌形象十分强大，事实证明它很难改变。破解DNA冗长的密码，并将其分解成可以理解的指令，比我们最初认为的复杂多了。多个互相重叠的DNA片段被切割成碎片，然后在细胞内不同的“组装机器”内重新组合，最后形成各式各样的分子，在我们的细胞内听候差遣。然而，这个切碎与重组的过程远远不止“基因”的概念那么简单。

　　科学品牌的建设还必须赶时髦，而时髦是极端善变、反复无常的。目前，“知晓神之心智”和“万物理论”是贴在粒子物理学上的品牌。但它们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弱，开始吸引不利的因素，可能最后会变成“有毒的品牌”。有时候，这些附加在科学身上的价值标签很难甩掉，因为它们的“黏性”实在太强了。

　　科学品牌具有一个鼓舞人心的特点，那就是能将科幻与当下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科幻作家的灵感来自他们所了解的科学，而他们了解科学的方式和我们一样，并且，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们同样对新的科研进展喜闻乐见，为之欢呼雀跃。不过，在此之上，他们能够超越当下的科研成果，构思出虚幻的故事情节——他们在这一点上功力深厚。随着科幻的发展，它开始用各种可能性填补科学图景中的空白，并在某些科学领域中具备了预测未来的能力，尤其是那些旧技术与新科学相结合的领域，也就是构造式科学的领域。在这里，有两个有趣的效果：第一，当新的科学进展发表于世之时，往往早已存在与之相关的科幻作品。为了等待真实科学跟上科幻的脚步，我们已经翘首以盼很多年。理念诞生之时，并不总能立刻变成现实，这个事实总让人们大失所望。第二，科学家现在开始在科幻作品中挖掘建设新的科学品牌所需的资源，因为人们常用科学品牌来衡量科学家的工作。主流媒体上常用“隐身斗篷”和“太空电梯”等词语来暗指某些人们熟知的科学概念，从而增强了这些领域的影响。在今天，要想让你的科研成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你最好先写出一本与之相关的科幻小说，或拍出一部票房大卖的科幻电影。如此这般，你的观众便准备好接受你那“时髦”的科研成果了。

　　争议性的故事常表现良好，因为它们总能提供吸引人的情节，让人忍不住想要阅读。在这里，“总能”的意思并不是说记者很懒，在交稿时间的压力下，尽可能地删减内容、缺斤短两。它指的是人们对某些内容总是不可抗拒。科学故事扭曲我们常识的方式同后现代小说一样，充满了倒叙、个人观点、作者无常的情绪变化、反复的修订，这些都需要花时间才能理解和消化。因此，非黑即白的争论话题的确能将辩论变得简单。相反，科学家们真正感兴趣的争议话题（比如“谁的理论能更好地代表这个世界”）很难写得酣畅淋漓。牛顿与爱因斯坦之争这类话题固然能写成拍案之作，但普通人（尚）不关心的细节话题一般很难成就佳作。那些力量强大的争议（比如气候变化）能让我们产生情感依附，因为它们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导致了一种科学报道的风格——记者们倾向于报道容易引起人们情绪反应的话题，刻意寻求争议话题，采访具有争议性的科学家。事实上，许多争议话题的双方观点都有理有据，不久便能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是记者想要表现的重点。这个现象常让科学家很不舒服，甚至十分恼火，因为有的争议似乎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这些故事的写作风格常让读者远离真正的结论。科学家常认为，科学故事应当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研究的意义，并带来积极的行动。但记者关心的则是最后能有多少人阅读这篇文章。因此，科学家们其实希望记者们在报道中能体现他们（呼吁行动）的政治目的，但作为读者，我们却很抵制这类政治意图（从而更支持记者）。

　　由于我们很喜欢在故事中寻找意义，这为那些有潜力直接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机会。技术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提升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技术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存在了，近期出现的技术则更多地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人际交流以及人们的闲暇时光，这些技术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更多好奇心。

　　如果个人体验是通往科学的唯一路径，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整体科学观呢？我们会重视短期利益丰厚的生物医学研究，聚焦在遗传学、流行病学、营养学和传染病学，但极少能触及更深层的科学领域，比如复杂的免疫学、我们与细菌的共生状态、细胞的发育与分化以及行走的原理。同理，我们会重视新型高效发光器件、新型药物分子、三维显示技术、虹膜扫描技术等，但会忽略电子薄膜在磁场中的特殊性质、辅助聚合物快速成型的新型化学反应，或者在数据库中联结信息以进行搜索的不同方法。

　　因此，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认为这些技术所涉及的科学是一蹴而就，从一开始就与这些技术问题相生相伴的。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这些技术所依赖的科学研究早已进行许多年，但其背后却是别的驱动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驱动因素与它们的最终应用领域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在我们的观点中，构造式科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实际应用。这就是为什么控制着我们能取得哪些科学成就的人，依然是科学家。我们即将讨论这一点。

　　科学家与记者经常辩论的一个问题是责任。谁来负责故事的正确性？正确性又是以谁的标准来判断？尽管科学家对记者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他们通常并不愿意看到记者写出的备受关注的故事其来源是含糊其词的。科学家身处一个看重长期名誉的社群中，因为名誉能影响到合同的签订、同行的认可以及公认的赞誉。比起推销自己已经写出来的故事，记者们在编委会上会花更多精力反对那些缺乏坚实基础、纯属臆测的文章。与此同时，记者们不愿意将对文章的控制权拱手让给科学家。他们希望在实事求是与奇思妙想之间找到平衡点，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这部分属于科学生态系统中没有“警察”维持治安的区域——委屈的哭泣响彻夜空。

　　直到某些极端错误的文章出现。这样的故事极易“惹火上身”，在发表之后没有消失，反而茁壮成长。这样的故事往往都拥有清晰的情绪“钩子”，可以一下子“勾”住读者的注意力。例如，1998年，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关于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的错误报道在英国引起了疫苗恐慌，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这种文章的发表反映出一个困难的问题：在暴露可能被压制的大问题，或者在支持与疫苗相关的社会利益时，应该如何找到公共利益之所在？有时候，当某些名人在对他们关注但自己并不擅长的专业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和纳米技术）发表意见时，也能产生许多故事。这些公众人物通常并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这样一来，记者们为了进行后续报道，不得不四处搜寻报道的新材料，积累尽可能多的冲突观点。

　　在许多情况下，“公共利益”就好像一个咒语，能让隐藏的“个人利益”显露无遗。科学家们想要一条能在学术界之外一举成名的途径，这样他们就能安静地在学术界内追求自己的兴趣。同样，记者们也用“能否写出震惊四座的故事”来衡量彼此的声誉。于是，科学家与记者在各自的工作中角力较量，同时彼此依赖，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正是这种共生关系决定了大众能从媒体上读到什么科学故事，也决定了我们愿意为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提供经费。

　　一些科学故事不再被人们当作科学故事，而是变成了新闻的一部分，比如2011年日本核电站遭受海啸袭击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科学和技术是必要的故事背景，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绝无仅有的深刻印象。或许，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平衡人们关于某种能源政策的利弊权衡。一系列危机暴露出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以及长期储存有毒材料的难处。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权衡我们应该做出什么选择。

　　在这些危机中，人们迫切需要快速获取新信息。这导致人们开始搜寻观点强硬、回应迅速的权威科学家。这种对专业领域的快速“挖掘”显示出人类科学知识的碎片化：科学界缺乏一个整体概览，不同的知识就好像纱线一样纠缠在一起，通向不同的方向。为了连接横亘在科学家和记者之间的鸿沟，一些组织机构形成了，它们的作用就像“资料交换中心”一样，推广负责任的科学报道，比如英国的科学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它们由于能将正确的记者和科学家连接在一起，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但是，我心里有一丝担心：由于成立这些组织的目的是防止危言耸听的信息吓坏公众，避免恐慌，我很担心它们存在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灭火”，仅仅是传播“平静”的感觉。

　　偶尔，一些科学故事会从它们的小众专栏中蹦出来，横扫所有类型的媒体。这些故事涉及的话题通常能让人们窥伺未来科技的影子，或者令人们沉浸在一些难以放入主流科学框架的神秘事物中。人类基因组测序、克隆绵羊、高温超导、冷核聚变、发现围绕系外恒星旋转的行星、超越光速的中微子……这些故事一跃进入了主流媒体的视线，长期令人们着迷。在过去五年中，《科学美国人》杂志每年年度最佳文章基本上由物理学和生命科学平分秋色，而与工程学或IT有关的文章大约只有一半。化学和数学方面的文章就更少了，但我们能读到大量关于“大科学项目”的故事（也就是需要消耗巨资的科学项目）。许多这类故事都既有化简者的一面，又有构造者的一面：想要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搜寻粒子，需要建造精密的仪器；想要理解史前DNA讲述的故事，需要现代的基因组知识；理解人类免疫系统，能带来新的治疗方法。

　　一些故事信誓旦旦地宣称，它将颠覆我们的所有知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实际上，颠覆过去的科学知识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科学发展的过程十分顺畅，我们有如此多的科学家，几乎所有的点子（包括许多错误的点子）都已经在他们的脑子里过了一遍（即使十分短暂）。

　　“病毒式”的故事在科学各领域中的分布十分不均匀。纵览不同媒体（譬如科普杂志、高影响力期刊、博客和报纸等）评选的每年最佳科学进展，基本大同小异。与人类起源（史前人类或地球尺度）有关的科学进展通常占据很大部分。另一些则是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微生物和基因组学，或者与癌症或心理学有关。第三个部分是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关于环境与气候、动物和植物。最后，还有一部分聚焦在基本问题，尤其是物理学的基本问题。令人惊奇的是，材料科学、工程学和化学这类学科通常无法产生病毒式传播的故事，但它们其实与新技术的联系十分紧密。

　　这四个焦点领域表现出新闻机构与读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反映出如今的科技新闻已分化成不同的领域。由于新闻机构能够对读者寻找文章的行为做出反应，因此，这些领域是自我强化的。每当出版的日子将近，就会有一批来自这四个领域的文章被写出来，这直接影响了读者能读到什么样的文章。

　　存在于高校中的学科边界在新闻业中并不存在。在新闻报道中，大部分实验室科学都会与技术应用联系起来，这也是读者最愿意阅读的部分。不过，最基础的科学在新闻中通常只会报道其本身，而不会将其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但它们依然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因此，我们很少读到化学领域基础研究的进步，比如电化学的某种新形式、新的反应流程或者生产“绿色”化工原料的新方法等。

　　传统媒体的“三巨头”——出版、电视和广播已经不再是我们仅有的媒体形式。科学新闻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读者愿意从数字社交媒体上阅读文章，这些媒体不收一分钱，就能将科学论文“翻译”成语言直白的文章。很少有人对这些文章进行严格评审和推广，但它们让更多人接触到科学。不过，它们也让人们的科学知识变得碎片化。目前，社交媒体还无法驱动科学研究，也无法引领科学报道的方向。

　　到底有多少人阅读记者写出来的科学故事呢？2011年一份对互联网访问记录的分析表明，每个月中，接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会阅读科学故事。另一份评估则来自对科普杂志发行量的分析，比如《新科学家》的发行量为13.7万份，《科学美国人》为49.1万份，《国家地理》杂志为448万份，《大众科学》为134万份。根据纸质杂志的发行去向，发行数量会采用不同的理论假说转化为阅读量（比如乘以一个2~3的系数）。于是，我们可以估计，大约3%的人口会定期阅读科普杂志。这个数量大约是科学家数量的10倍。有趣的是，在科学发展势头迅猛的印度等国，科普杂志却表现不佳，这导致一些外国合资公司（比如《科学美国人》）最近开始撤出。对这个现象思考一番，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目前缺乏的是富有天资的科学记者。目前，在这些国家，科学被赋予了比西方国家更多的实用价值。总体而言，没有一个媒体能覆盖所有读者群。同样的故事往往会出现在所有媒体上，它们互相映衬，彼此附和，激起嘈杂的回音。

　　尽管网络博客崛起，科普书籍依然涨势强劲。许多书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比如侯世达的《歌德尔、艾舍尔、巴赫》）。毫无疑问，这些书激励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选择了科学这条职业道路。

　　不过，书籍这种媒介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比如说，理论学家的传记十分受青睐，特别是物理学领域的理论学家。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下面这些原因。比如说，实验科学家通常更默默无名，因为他们身处的团队人数众多，通常很难挑出表现突出的个人；实验学家的性格通常不那么古怪；纯粹的理论虽然较接近超自然或者精神现象，但表面上看起来更易阅读；实验错误比起理论错误更索然无味。流行的科普书籍的作者通常都是理论学家。或许，理论学家本身就已习惯于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撰写文章，而实验学家则更沉浸于实验室中，对仪器设备敲敲打打。当然，理论学家通常也更愿意对理论进展大书特书。

　　科学记者们擅长在科学新闻稿中挖掘故事，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精通于将这些文章扩展成长篇大论的书籍。这些书精心挑选科学人物，将他们的科研工作与科学探索的真正本质联系起来，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但是，只选择成功的科学家来大书特书，会给人们一种假象——只要你大胆前行，就一定能功成名就。大多数科普书在描写完科学家成功的时刻后便戛然而止，而对接下来的事情只字不提，比如科学家的个人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有时是负面的影响）。我们必须警惕对科学发现的盲目崇拜。

　　目前我们已经讨论了科学生态系统的一个反馈机制，这个机制将科学与媒体和公众连接起来。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个机制如何间接将压力反馈回科学界。那么，科学家们愿意读到什么样的科学新闻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它会影响科学家对彼此工作的评价。

　　在科普作品中浸淫多年，我变得越发警觉，因为每篇故事背后都暗藏着一些目的，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浮现出来，而我不愿意轻易受其影响。现在，我尽量避免阅读我自己领域的科普作品，而是刻意寻找较为陌生的学科来阅读，这样我能够获得更多乐趣，而无须介意文章背后的政治游说目的。多年以前曾激发我兴致的作品，现在正在侵蚀我的兴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到处进行哗众取宠和故作姿态的“表演”，只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研究很重要，刻意造势。许多科学家和我一样，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现在的科学生态系统的核心具有一种竞争文化。但这种文化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几百年前，科学家们在各自的国家研究院内争先恐后地进行科学发现，那时的情况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科学家的数量。今天，科学家的数量激增，这使得竞争变得白热化。

　　优秀的科学记者应该具备启迪人心的能力，既对普罗大众，也对科学家。尽管科学家们可能在背景知识上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他们通常来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由于科学界不断“生产”巨量的科研成果，我只能心无旁骛地聚焦在我自己的领域，关注我自己领域的科研成果，无法分心来关心其他领域。因此，科学新闻的一大功能就是为科学家提供来自其他领域的反馈。它们为科学家提供了不一样的研究目标，能激发出新思想，建立新连接。对我而言，当我读过了某个领域的新闻，我便能以此为基础，与该领域的科学家展开对话。如果没有科学新闻，在我们的交谈中，某些话题可能永远无法被提及。因此，科学新闻对科学界的健康大有裨益，对科学内部的生态系统十分重要。

　　除此之外，科学新闻对推动科学进步并无多大用处。我心中对一项研究的敬重程度并不会因为它被媒体大肆报道而增加半分。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知道，当别人告诉他们某些研究“很重要”时，必须抱有怀疑的态度。本章所提出的所有冲突，均来自科学家们心中评判科学故事的“那杆秤”。科学家目睹了科学报道走红的过程。身处这个系统中，他们对它所带来的压力与奖赏心知肚明。

　　20年前，我在日立公司工作。作为团队一员，我研究了金属块吸收光的短脉冲的机制。我们的实验展示了光的类波性质如何“印刻”在金属块的电子中；并且，通过波干涉，我们能在1/1013秒的时间内，将所有光能吸收回来。我们将几种建造极快光开关的方法申请了专利，但日立公司还想要我们在媒体上造势，以向公众展示他们在高科技研究方面的投资是成功的。

　　他们聘请了一家优秀的通讯社。我们这些科学家便被赶鸭子上架，参与了将科学翻译给大众的过程。我们为通讯社准备了许多背景材料。在伦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用声波来模拟光波的行为，进行了漂亮的演示。通讯社运用他们在科学媒体圈的人脉关系，请来了许多主流科学记者。在我们官方发布的信息之外，这场盛会在全世界的各种媒体（包括报纸和杂志）上制造出了许多（几乎完全相同的）科学故事。

　　由于日立公司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他们对科学的投资，这个事件在媒体上获得了大量报道。尽管这个故事还排不上“年度最佳科学故事”，但它传递的信息是很好的：它向人们展示了大型工业企业投资的基础科学研究也可能带来惊人的技术进步（日立将这种研究称为“北极星”式研究，而不是毫无方向的“蓝天”式研究）。这些媒体报道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了日立公司的管理层，促使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种烧钱（这可是好几万美元）将科学简单地“翻译”成大众媒体内容的行为。在科学界，我们常认为，曝光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影响力。在科学界，人们对科学思想的评判方式是不同的。一项科学是死是活取决于它在社会中是否被广泛使用以及它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我在日立做出的“光开关”成果后来被运用在很多地方，最初的故事早已被遗忘（正如其他众多有用的科学进展一样，它们的目标是变得无处不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初那场新闻发布会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

　　那么，科学新闻故事的普通读者呢？他们能从中汲取什么养分呢？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故事中的所有信息吗？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吸收哪些部分呢？我确实相信故事中精心打磨过的信息，我相信颠覆性的科技通常来自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科学领域，我相信电子的类波性质对技术发展十分重要，我也相信日立公司在进行领先的技术研究。但是，金钱确实可以让某个科研项目在当下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将其不加鉴别地“翻译”给大众媒体。没人深入地去了解这些科学成就真正会带来什么影响，它的应用是否切实可行（这些都是非常有趣、实实在在的问题）。日立公司想要的只是一篇好的科学故事，他们信任科学记者们的判断，这确实能做出一篇好文章。那么，赶快卷起袖子，放手去做吧！

　　显然，将科学故事带入公众视野的过程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中的“翻译者”和“意见塑造者”形成的控制“瓶颈”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图6-1所示）。同样起到选择作用的还有期刊、学术竞争、赶时髦、人们对娱乐的欲望。在这些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在科学生态系统里浪里淘沙，最终淘出了闪闪发光的金砂，也就是那些实现了病毒式传播的故事。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不能简单地认为媒体上的科学故事能展现科学的全貌。只有某些特定的故事能够进入公众的视野。它们代表着大众兴趣的最小公倍数，其内容要么耸人听闻和令人担忧，要么是娱乐性的花边新闻，要么是充满未来感的小玩意儿，或者是讲述古怪另类的科学家故事。科学世界的绝大部分并非如此，无法被划分到这种类型的故事中。新闻业的压力限制了记者对新的报道角度的尝试。数字媒体确实让大多数人接触到了科学，但与此同时，它也让科学阅读变得碎片化，这同时也反映出科学界内部的碎片化，科学论文和学术会议的迅速增长掰裂了科学的整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很容易找到新的科学知识，但却很难对其前途进行冷静的预测，例如要采用什么策略、要花多长时间等。其结果是，我们在媒体上读到的科学扭曲了科学的真实情况，不能反映出科学真正的运行机制。

　　图6-1 科学生态系统中科学媒体圈各个角色的动态互动，箭头指数量稀少的媒体意见领袖所形成的瓶颈

　　这一点十分重要，尤其当我们在思考由谁来选择科学研究项目的时候。尽管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但我们必须理解这些选择是如何被我们所有人做出来的。这将是我们探讨的下一个线章 什么科学得以成事？

　　目前，我们已经讨论了知识如何在科学生态系统中流通。但是，创造这些知识的过程却十分昂贵，这限制了科研项目的数量。在本章中，我将探讨是谁在做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是如何做出来的。基础研究具有巨大的风险，只有政府才负担得起，这使它受到许多不同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各国政府对科学家工作的支持程度参差不齐，有时竟相差五倍之多。这个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创造出了不同的科研环境。可以预期的是，科学生态系统中最激烈、最明显的竞争，乃是对资源的“争夺战”。这使得人们在做决策时更加保守，企图规避风险，因为这些决策与前面几章介绍的成功标准息息相关。这就好像非洲大草原上互相竞争的肉食动物与它们的猎物面对面坐下来，试图商量出一个标准化的程序来决定谁吃谁。

　　首先，我将讨论科学家如何决定他们想要搞什么科研，以及他们想要进行下去所需的资源从何而来。接着，我将探讨目前放入科学界的全部资源有多少，以及这些投资对社会的益处。有趣的是，关于我们应该在科学上投入多少，人们并未达成共识，但他们却一致同意最好别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我将讨论人们如何决定科研经费的支出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能看到科学家之间的直接竞争，还能看到他们所在的科研机构以及经费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为科学提供资源

　　大多数科学研究直接沿着过去的科学成果铺就的道路继续前进。近期的科研成果能为人们指明未来最有趣的研究方向在何处，同时还带来了某些研究者对未来的展望。更罕见的情况是，某个科学家经过苦心思索，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彻底革新的研究方向。这种用思考来推动科学演化的方式能从其他研究领域中挖掘出有用的片段，开启新的研究方向。然而，科学的下一步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每个科学家都梦想着成为领域内的领袖，但回到现实，他们却面临着一个接一个障碍。科学之难，难于上青天。科学家总是声称他们只愿从事令他们着迷的研究，但我到目前为止已经向你展示了一大堆可能影响科学家的因素。他们在决定下一步要进行什么研究时，也会考虑这些压力：要么旨在获得同僚的尊重，展示自己发表高影响力论文的能力，要么旨在提高自己获得高额科研经费的机会。多种影响因素相互配合，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因此得以解决。但很少有科研项目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显现出它们会影响什么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通常是在事后回想结果时，才会浮现出来，但在事前很难预料。在事前起作用的是其他因素。

　　一个研究项目通常的方向是增加复杂度。每个科学家在各自的核心领域内工作，搜寻着可以推进的下一个方向。但所有简单的东西都已经被探索过了，唯一的方向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复杂的系统。这是典型的构造式科学，但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促进化简式科学的进步。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细节、对某些方面越来越细致的描述。但有时候，奇迹也会发生

　　——一名科学家另辟蹊径，开创出了一条更加简单的路径，因为他们和其他人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探索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须在错综复杂、寸步难行的科学之网中艰难跋涉，而是仿佛来到了一片开阔地，视野一览无遗。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如果一个科学家竟然遇到了这种情况，那将成为他生命中的特殊时刻。在这个时刻，他们会为眼前铺展开的景色兴奋不已。在这片景色中，许多做梦都想不到的联系呈现在眼前，令他们欢呼雀跃。

　　在生物化学领域，要想理解细胞的运行机制，下一步可能是理解控制某些基因的机理，包括哪些因素控制着基因的激活，什么时候应该激活某些基因，它与细胞内和基因组内的其他什么因素相互作用。其中，让某个科学家与众不同的是他如何选择目标基因，或者如何选择该基因运行的哪些方面来加以研究。研究能力的高下并不仅仅取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取决于选择最适合的问题的能力。此时，起作用的是“直觉”“凭本能做事”“嗅出一个好方向”，而不是逻辑。虽然研究初期的一些决定很重要，但是，真正决定在研究进行过程中会遭遇何等趣事的是对研究整体大方向的控制。

　　在探索者领导的科学研究（化简式科学）中，理解自然的奥秘理应是探索的唯一方向，但事实上，人们却常常做出不同的选择。“大挑战”领域的科学家常声称他们正在努力“治愈癌症”、“找到万有引力的量子基础”或者“理解意识”，但是这些名头都太宽泛了，一点也不具体，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何计划。在粒子物理学领域，研究者下一步应该加入什么实验？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科学家已经在国际合作团队中工作了多年，脑中已经对该领域的新方向有所了解，一直在为开发各种耗费巨资的新实验进行游说。这样的实验在线年的时间来寻找经费，做计划，建造大型实验设备，因此，关于这些实验的决定不能冲动和草率，因为它们就像结婚一样，是一项长期投入。通常，他们所信任之人，往往来自同一个研究组，或者联系紧密的其他研究组，他们仿佛是忠诚的“一家人”。相比之下，理论学家在选择他们聚焦的研究方向时，往往更加冲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需要大量资金，对他们而言，时间和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掌握的理论技巧是更加宝贵的资源。他们决定要做什么时，更加受到情感的驱动。因此，科学家在做计划时所考虑的时间尺度是不同的。

　　科学事业的规模在现代科学所需要的资源中，最重要的是金钱。当然，很多有趣的科学项目在缺乏强大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依然意气风发，它们大多分布在气氛温和、竞争较小的领域，规模通常不大。比如，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这样，它研究的是纸张落到地面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摇摇晃晃的状态（这个研究其实十分有用，如今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昆虫尺度上的空气动力学）。然而，即便是这样的项目，想要开展下一步研究，也需要模拟气流旋涡，这就需要大量的计算，因而需要强大的计算机。还有一篇最近发表的论文，研究的是水滴在蜘蛛丝上凝结的过程，证明了蜘蛛丝拥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能够从空气中吸取水分，从而变得潮湿。无独有偶，在这个研究中，除了简单的设备之外，还需要昂贵的电子显微镜，才能在微小的画面上捕捉图像。

　　一些研究需要巨量的资源，这体现在所需的设备、人力、深度数据处理和研究的广度上。研究者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关于解决资源问题的方法，他们更多是从本领域其他研究组那里学来的。这些方法最好能成功，这对他们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方法塑造了科学家以及控制资源的经费提供者的观点。科学家必须在三个选项中做出选择，要么加入一个较大的研究组，要么做独行侠，要么组建一个由自己来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最可能做出什么选择，取决于他们过去的经验和他们所处领域的文化。如果他们想要自己组建一个团队，那么，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理念是值得追求的。这对申请经费很重要，必须发生在递交经费申请书之前

　　——为了开展新活动，人们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达成共识即便在项目开展之前也十分重要。有了项目，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共识。

　　科学界不存在神秘的赞助人，供科学家们随心所欲地花钱，因此，他们必须向某人申请经费。经费的来源分为几种：所有纳税人向政府缴纳的税款、抗击疾病的医疗或健康慈善机构（它们从个人那里获取捐款），或者我们当下或未来对产品的消费，因为消费会刺激新的研发。每个经费来源都为研究者带来了不同的压力和可能性，决定了科学项目获得资金的方式。科研经费从何而来？

　　21世纪，各式各样的组织机构都愿意为科研项目提供经费，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他们都相信这是极好的投资（如图7-1所示）。科研经费最主要的来源是政府，特别是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换句话说，纳税人似乎都相信科学是对社会有益的投资。然而，对科学的需求并不是直接由纳税人本身创造出来的（除了治疗疾病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政府将科学视为一个有助于实现远大目标、提升社会满意度的工具，比方说创造出稳定和有益的就业机会、安全无虑的环境，或者增加人民选择的余地。

　　一笔经费经过一个或多个政府部门或者“研究委员会”，所受到的直接政治和行政影响程度不一。来自政府部门的经费所受影响更直接，来自研究委员会的经费所受影响不那么直接。这些部门在每笔预算中争取科学资源。因此，尽管科学家总希望能远离政治，科学却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了。在过去，关于究竟应该在科学中投入多少资源，科学家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秘密且静态的共识。但在最近几十年，这个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因为科学家及其所在的研究机构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科学家和政客似乎都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科学是一个工具，可供达成某些目标。纵观世界，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人们都同意范内瓦·布什在“二战”后所写的那篇短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文中，他将科学视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人们认为，科学是具有“效用”的，在此基础之上，大量的动机被激发出来。如今，科学家为了获得经费，便不得不证明他们的项目具有这种“效用”。

　　在一些国家，科学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中与军事相关的部门。在英国，研发费用约有15%来自军事部门，在德国则不到5%，美国的比例超过30%，而俄罗斯更是超过了40%。以色列和中国的数据不太容易获取，但很可能也差不多。在美国，国防经费（其数额比其他国家大多了）主要花费在构造式科学而非化简式科学上，与此同时，大部分经费都被投入到开发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科技上。科技将现代战争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发达国家阵营，他们强调保护士兵生命安全的创新技术，另一方则是非政府士兵，他们拥有的科技十分有限，因此，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拥有的技术。投资军事技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最早对科学的正式投资，皆因军事而起，比如研制更加稳定的火药，或者寻找侵略外国领土、掠夺外国财富的新路子。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许多技术，究其历史，最初的发明都来自军事投资。激光及许多相关技术都来自美国在“二战”之后的大规模军事投资，但这些技术如今却影响着我们所观看的DVD电影和即时聊天工具，并帮助人们“焊”回脱落的视网膜。如果没有军事投资，这一切会发生吗？诚然，科学内部是紧密相连的，激光研究的确属于某个研发框架的一部分，应该不会被完全忽视。然而，一项技术研发的速度取决于投资的规模。军事部门向某些科技领域投入了大量金钱，以期获得迅速回报。如果没有这些投资，大部分科技进步将不会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而是会均匀分布在所有国家，因为知识生态系统内部是十分开放的，于是，军事方面的优势将不复存在。目前，军事对科技的投资集中在自动化、生物、微生物、纳米武器等方面，这些领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各家都希望能在这些领域占领高地。

　　在美国，许多基础科学的经费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研究实验室都属于科学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他们会投入经费支持创新的点子。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声称，5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正是因为使用了他们的经费才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一个军事科研的金主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它因资助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带来技术变革的基础科学研究而闻名，比如量子计算。它十分积极地投身于科研，大胆试验，其中一个知名的成果是因特网的早期应用。许多领域的经费在其他国家大都来自科学相关部门，但在美国，这些经费都由军事项目提供。不过，大多数科学家自身并不觉得这个区别有多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科学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他们无法控制的。身为其中的一员，他们只能遵守游戏规则。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军事投资在产出科学突破方面的作用聊胜于无。但在美国，五角大楼几乎将整个政府对科学的投资翻了一番。不过，有研究显示，非军事投资的科研项目更有益于经济形势。在一份近期发表的报告中，有人批评美国国防部最近过于聚焦短期科学项目，声称“在目前的计划中，占据主流的是推动渐进式进步的项目，而革新性的项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7-2所示）。创新能有效地保证公司的产品在竞争中领先于市场，并满足顾客的需求，这一点对所有产业都很重要，特别是对高科技产品来说。这种“达尔文式进化”能极大地激励新科技的研发。所有产业科学投资者都面临的困难是找到一个值得聚焦的方向，以及明确处于什么阶段的早期理念适合投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企业应该进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技术开发？

　　图7-2 科学的“发动机”。图7-2（a）是位于新泽西州的前贝尔实验室，这里诞生了晶体管。图7-2（b）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总部，这里资助了因特网的前身。图7-2（c）是位于伦敦的惠康基金会，它主要为生物医药研究提供经费。资料来源：L Aberle /Wikimedia; Coolcaesar/Wikipedia

　　20世纪下半叶，一个企业能完全在公司内部完成新产品的开发，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他们相信，专利保护和内部知识足以抵御外敌，带来丰厚的回报。公司内部开发的药物可能持续多年带来巨大的利润。半导体计算芯片的新设计能换来今后许多代产品。但是，这种仅靠内部研发的方式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第一，风险很大。许多项目尽管雇用了许多极端聪明的人参与研发，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这说明科学研究并不能总是按照人们预定的计划进行，某个科学思想是否成功取决于许多未知的因素。这些企业对“内部研发”的依赖显示出人们的一个迷思：从科学思想到实践，再到产品研发，是一条持续的单行线。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纷纷浮现，极大限制了该技术的实际应用，相反，从未知的竞争对手那里得来的点子反而更容易成功。第二，如果一家公司拥有一系列利润丰厚的成功产品，但这些产品均是基于某一项技术，那这家公司调拨人员支持另一项技术的研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比如说，柯达公司在内部研发出了最早使用半导体芯片的数字照相机，并申请了专利，但是，他们却不愿让这项技术影响当时利润丰厚的胶卷生意。结果，他们未能在数字相机产业投入资源。但其他公司（比如佳能）却在这方面投入很多，最终让柯达破产。风水轮流转，如今轮到这些数字相机公司了，它们因手机的出现而纷纷倒闭。近年来，颠覆性的技术通常是由小型公司开发出来的，然后，这些技术会被更大的企业收购。或者，大公司也可能在公司内部投资建立较为独立的创新研发中心。这样，企业能以这些方式将它们的研发业务外包出去。

　　第三，我们并不清楚，第一个将某种新科学思想转化为实用技术的人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个过程需要花很多钱，其间可能会出现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光有科学思想无法获得专利，只有技术才能申请专利。科学知识在人群中扩散很快。如果某种技术似乎大有前途，其他公司很快就会找到效果差不多、没有专利权的其他方法。因此，第一个吃螃蟹的创新者领先对手的时间极短。有时候，做开发某项新技术的

　　“第二人”反而比做“第一人”更好，因为所有需要花钱的探索以及对新市场的开发已由“第一人”做完了，这样，后面的人只要学得快，就能开发出成本更低、性能更高的相似产品。正因为这个原因，企业真正需要的研究团队不仅需要拥有精湛的技艺，还要能够走出企业，探查广阔的外部世界，了解其他人都在做什么，而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而故步自封，做井底之蛙。新科学通常会出现在领域交界之处，因此，比起“全力孵化新技术”，“向外看”是一个更佳的策略。

　　正是因为企业在研发新技术的过程中会遇到这些难题，政府资助科研的方式才得以迅速崛起，这种方式化解了投资早期技术面临的风险。正是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得企业在新技术研发面前望而却步，尽管这些新技术对社会大有裨益。政府投资早期科学，还有助于这些新科学向全社会公开，允许所有企业对其加以利用。其结果是，如今的企业争先恐后地想要和世界各地的政府一起投资科学项目，以备后用。作为回报，企业对这些科研成果获得了一些特殊的权利，不过，这些权利因各国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在过去，高校曾将他们的科研成果开放给所有公司免费使用。因为他们将其视为对社会的责任。但近期，人们逐渐认为，这种方式令企业不劳而获，导致他们不懂得珍惜，不好好利用那些科研成果。因此，在一些国家，高校开始保留利用他们科研成果的权利。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个话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企业的视野日渐开阔，放眼全球，不再局限于本地。支持本地的科学研究固然很好，但实现企业自身的技术雄心才是他们考虑的重中之重。科研项目带来的好处很多，除了从中获得明显的实际成果之外，企业还希望通过与科学家的合作达成其他目的。企业自己的研究者与外部科学家的合作能为企业带来许多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可能来自其他知识领域，也可能来自该领域的前沿。这个过程让科学知识更快地扩散到企业内部，进入他们的雷达范围。高校中的年轻科学家如果能与企业进行合作，会对这些企业产生更好（当然也更真实）的印象，这也为企业提供了一条招聘精英的绝佳路子。最后，全球化也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看法。资助科学研究有助于企业的品牌建设，能将企业行为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这一招对年轻人尤其有效，因为年轻人通常对高科技充满热情，并认为高科技代表着前瞻思维（在上一章，从日立公司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企业（比如化妆品、食品饮料、原油开采和核能产业的公司）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平衡外界认为他们

　　“剥削民众”的消极看法。这些产业对学术研究的投资向公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们并不只是片面地追求利润，他们也追寻真理；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一己私利，还包括科学理想。

　　不过，企业的这种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科研领域的竞争，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本地的科学家，而是会走出去寻找和聘请顶尖的研究者，哪怕他们隔着一个大洋。于是，来自产业的科研经费更加集中在精英研究机构中，这些机构也因此学会了种种妙招来“招蜂引蝶”，吸引产业经费。这个现象在许多科学领域引起了不安，因为人们担心对商业回报的欲望会污染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新兴科学并不是总能立刻带来产品或市场前景。如果现在人们还不清楚他们能从自己的基因组信息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没有人会愿意花钱购买个人基因组的产品。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公司感兴趣，科学家又从何处获得经费来研究那些可能对社会和商业产生重要用途的科学知识呢？满足这些需求的，是那些相信投资科学能带来巨额利润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包括风险投资公司和天使投资人这类金融公司，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从一笔投资中尽可能快地获取利益。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那些可能带来真金白银的科学项目，并努力将其变成现实。然而，雾里看花似的科学进展让他们的工作难上加难，超过

　　90%的科研风险投资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失败了。成功的项目少之又少，而一旦成功，它们便可能平步青云，吸引更多轮的投资。剑桥的ARM公司便是这样一个例子——目前几乎所有移动设备内的芯片都是由他们开发的。

　　这种科学投资方式的主要问题不是钱，而是时间。从本质上说，科学受制于其思想的发展进程。对某个科学问题一掷千金并不总能加速这个过程。只有少数科学思想最终能克服风投公司为保护投资而设置的种种障碍。一些科学项目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它们通常在第一轮就倒下了，因为在风投面前，证明一个科学项目具有实际用途比“炫酷”更重要。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有兴趣将科学思想转化为产品，因为这种转化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带来许多负担。与此同时，尽管许多科学思想最后未能达成当初预想的目标，但它们开启了一些新方向，而在这些新方向之中又诞生了许多有用的科学。为企业的目标服务而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在科研的过程中不能偏离核心目标，这导致了科学的开放性与企业赚钱以谋生存发展的商业目标之间的冲突。但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这种以目标为导向的科研并不一定只带来技术进步，也能产生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

　　总体而言，科学生态系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这种来自企业的投资。但政府将这种行为视为资助科学的一大理由。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家被迫与产业合作，从而导致他们做出来的科研成果数量越来越少。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那些巨大的成功尽管很少出现，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提升了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并让人们相信，科学具备一种“炼金”的能力。稍后我们将讨论这方面的证据。

　　“治愈癌症”、消除艾滋病、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的用水需求或者实现其他目标？根据管理层的态度和捐款人的不同，这类基金会有时能高瞻远瞩地考虑十分长远的问题，而不只是解决当下的问题（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受到企业的“要挟”，因为企业总是想要推销他们自己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捐款的行为通常源自捐款人的情感因素，这些捐款能够聚少成多，为科学研究提供长久的支持，从几天到几十年不等。一些身家亿万的慈善家（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慈善家一样）在这方面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在媒体上产生的影响和对科学的操纵并不多。

　　“科学能帮助一切”说起来容易，但面对实际问题时，选择做什么科学研究才能加速解决问题，却是个很难的选择。有时候，解决某个问题最好的点子是最初谁也想不到的。因此，慈善投资最好能够将新兴科学与它们可能的应用场景联系起来。同军事投资一样，慈善投资也想加速新科学在某些特殊问题上的实际应用。在医疗研究领域，慈善机构是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人们纷纷向其寻求资金——很受尊敬。环境保护慈善机构用科学知识来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并游说政府实施某些政策，因此，科研成果可以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发展类的慈善机构则聚焦在如何提升人们对某些需求（以及新市场）的关注上，并开发出可以被广泛采纳的开创性解决方案。

　　“将世界变得更好”的道德激励（有趣的是，从军事机构拿钱做研究的科学家也会说同样的话）。这种反应让科学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将奖赏划分为两类——内部奖赏和外部奖赏。有用的科学不一定能让人兴奋。其结果是，科学生态系统内的行动者根据科学家等人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不同而进一步分化。当然，那些位居学科核心的人依然手握权力，在他们眼中，知识之网完全被利益的光芒笼罩，距离中心越远，光芒越黯淡。

　　由此可见，科研经费的来源必须多样化，才能让科学家得以推行不同的点子，这些点子或是受到智识上的启发，或是受到开发新技术的激励。接下来，我将要讨论今天科学家花费的科研经费到底有多少，以及个中缘由。经费的理由

　　流入科学研究中的钱听起来金额十分巨大，并且，政府之间总是相互比较谁的科研经费听起来越来越多，然而，这些金额在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总额或者我们在医疗保健方面所花的经费面前，只占极小的比例。发达国家在科学研发方面的经费投入约占全国GDP的1.5%~3.5%，其中30%~40%来自政府经费。然而，只有占GDP 0.2%~0.4%的部分直接提供给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这部分只占全国科研总经费的十分之一，剩余部分则被用于研究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支付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因此，真正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并不多，按全国人口来看，每人每年仅为科学直接投资约100美元。这个数字多年来一直相当稳定，只有当政府想要激励产业花更多钱进行研发的时候有略微增长。政客既是“拉拉队长”，又是投资者。他们相信，科研一定会带来回报。正是因为有这种信念，一些国家开始向科学研究投入巨额经费。在这些国家，尽管人均科研项目投资不足40美元，但这个数字每四年就翻一番。

　　另一个看待科研经费的角度是看一名普通的学术研究人员会在研究项目上花多少钱。这个数字在不同学科间的浮动很大，但也很适合用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在西方国家，产业科学家每年可支配的经费大约在20万美元左右，浮动很小（在5万美元以内）。但在学术界，不同国家的科研经费差别却很大（如图7-3所示）。这里，我使用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因此，我必须假设在每个国家内部，每个科学家所分到的经费差不多。按照这个基础来计算，英国在每位学术科学家身上投资2万美元左右。这个金额只占西班牙、加拿大和奥地利的一半。而日本、法国和美国在每位学术科学家身上投入的经费是8万美元。厉害的当属韩国，每位学术科学家每年可支配的平均经费超过10万美元，是英国的5倍还多。英国政府实施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难怪英国在研究效率上首屈一指，因为每花1美元得到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英国，不仅管理机构十分精简，在工资和设备投资方面也十分节约。5倍的差距是很惊人的，因为并无证据表明二者在科学成果产出上有多大区别。

　　图7-3 经合组织各国及中国在过去10年里分到每位科学家头上的平均学术经费（包括所有科研经费和建设科研基础设施的经费）

　　我们还必须记住，政府对科学的资助只是科研经费来源的一个方面。在英国，来自产业合同、欧盟和慈善公益基金会的科研经费是政府研究委员会提供经费的两倍多，而对工程和医疗方面的科学家来说，这一比例更高。类似的比例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但我们并不清楚非纳税渠道的经费（比如诺贝尔奖）在基础科学研究而非技术研发方面投入了多少。狼吞虎咽

　　对科研经费的需求主要源自科学家数量的不断增加。但即使在科学家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的国家，科学生态系统内部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提升了科学家的雄心抱负，从而增加了他们对额外经费的需求，以此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从全球来看，科研领域的科学家总数增长了，因此，竞争更加激烈，出成果的速度也更加关键。如果他们没有经费来购买竞争者都在使用的先进设备，就算技高一筹，他们也很难在竞争中取胜。有时候，缺乏经费的科学家能创造出比市面上最好的设备还要好的解决方案，甚至可能创造出人人都想要的下一代新设备。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发明研究工具，那么，这显然会拖慢整个研究进程，因为你不仅需要建造新设备，还需要用它来做研究。

　　——是对所有项目都大力支持，还是选择性地发放经费？显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围绕着科学研究的功利性观点展开。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的回报与其结果直接相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颖的科学通常产生于意想不到的地方，因此，在许多领域进行广泛投资最可能发掘出科学的宝藏。

　　研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昂贵。在过去的培养系统中，年轻科学家收入微薄，但足以令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现代科学家做学术的方法就好像古代修道院的苦行僧沉思创世之荣光一般，这绝不是偶然。现在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这种牺牲（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但依然很难向年轻科学家提供经济保障。正式职位并不向年轻人开放，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些年轻科学家是否愿意终身投身科学。科学研究的职业化意味着薪水理应反映出技能、职业训练和社会的需求。因此，科研成本增加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科学家的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日益增长的科研成本来自昂贵设备的开发与扩散。技术上较为简单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牛顿从未要求报销苹果和三棱镜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