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斯诺命题时我们讨论些什么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 P. 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提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割裂后的60年中，科学技术发展独领风骚，学科交叉、跨界、复合成为趋势，今天两种文化的情况是否有了变化？

　　2019年4月至11月，本报文化版开设专栏“两种文化”大家谈，邀请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学者、科技管理工作者、高等教育工作者等不同领域人士发表看法。专栏刊发的22篇文章，对两种文化的历史渊源、是否分裂、该不该弥合、如何弥合等话题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值此年末之际，本版回顾、梳理专栏文章的相关观点，并再次约请几位学者谈谈专栏“读后感”，以飨读者。

　　“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1959年5月，斯诺在其母校剑桥大学作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演讲中这样说。

　　斯诺既是科学家又是作家，按说他谈“两个集团”的分裂，应该不偏不倚，但多位学者在文章中指出，斯诺实际上偏向科学家群体，“他的屁股是坐在科学家一边的”。（苗德岁 《“两种文化”一甲子》）

　　斯诺认为两种文化问题的要害在于人文学者的傲慢和自负，他认为人文学者试图霸占“知识分子”的身份，将没读过莎士比亚作为鄙视科学家的理由。斯诺很替科学家抱不平，他说科学家应该反问他们懂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斯诺认为懂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读莎士比亚一样，是很起码的文化素养。

　　斯诺肯定科学的价值，他充分肯定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延长了人们寿命、缩小了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他预言科学技术进展必定给人类带来更大、更广泛的福祉。

　　有学者认为，两种文化命题“提出者并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而是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刘兵 《“两种文化”命题与科学主义》）

　　斯诺更为渴望科学精英的统治，“他确信科学家群体比文学知识分子群体有更多的道德健康。他声称，科学家本性上就是关心集体福利和人类未来的”。

　　斯诺所说的英国的两种文化分裂问题，主要是反对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但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更多的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

　　有学者认为，这种“傲慢”并不表现在或者主要不表现在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而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科学主义日盛、人文主义式微。（吴国盛 《在中国，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

　　1923年胡适就曾说，“科学”这个词“这三十年来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中国的状况有其特殊的背景：科学作为舶来品带着救亡图存的使命进入中国，而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也没有一个强劲的人文传统与作为新贵的科学传统相抗衡。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相伴随的一直是人文传统的瓦解和崩溃：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到 “文革”后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技术专家治国、工程效率优先，一以贯之的是人文的退隐和衰微。

　　但回首百年，中国知识界也有两种文化式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玄学阵营的一些知识分子因目睹一战后的欧洲社会状况，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反对科学万能论，论争以玄学阵营失败告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春风，让人生观、价值观、科学观的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进入21世纪，“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双方围绕西方学界的“科学大战”“印度洋海啸”“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能否废除中医”等具体事件，展开激烈的交锋，同时引发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参与。（章梅芳 《融合之路将越走越宽》）

　　两种文化的分裂且鸿沟越来越大，造成诸多问题和困境。有学者认为，因科学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科学一枝独秀且不知止境地飞速推进。（刘华杰 《科技创新与智力军备竞赛谈判》）产生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的演化与周围环境的演化不同步、双方感觉越来越不适应带来的。

　　有学者从哲学视角分析认为，就科学与人的关系而言，源初的科学是有人的、有情的，那时科学主要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常识和地方性知识而存在；但是，近代以来，科学由于实验手段的成熟和理论逐渐数学化而脱离日常生活和常识，越来越“客观化”、去主体化，科学从祛利走向趋利，科学被连根拔起，走到了人文精神与文化的对面。两种文化割裂所反映的最后实质，是人自身的被撕裂状况。（刘孝廷 《两种文化、两种哲学与两种知识》）

　　首先，通识教育。不少学者认为，正因为文理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结构的不完善，要改善这一状况，需要从现在的青年学生着手，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最好的途径是通识教育。（关增建 《弥合文理鸿沟需发挥通识教育的功能》）

　　以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多年的通识教育为例，该校将本科学生课程体系分成三大块，其中专业课程占比不超过总课程一半；选修课占四分之一；通识教育占四分之一。

　　其次，理念融合。有学者认为，科学家不读莎士比亚，文学家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层面的鸿沟，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其裂缝不仅无法弥合，而且只会越来越大。所谓的融合要到理念层面去寻找。

　　文化是有结构的，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作为大文化的子系统，都由知识系统、方法规则系统和精神理念系统构成。知识系统处于最外层，为人们最容易接触到、最熟知；精神理念处于其核心层面，看不见、摸不着，但最具有本质规定性，处于最核心地位。人文求善，科学求真，两者结合即可攀登真、善、美的高尚境界。只有在这一层面上，两种文化的鸿沟才可能实现弥合。（郭传杰 《也谈“两种文化”》）

　　此外，对于中国的两种文化融合，多位学者表达了乐观的态度。有的从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入世精神以及实用主义价值取向高度匹配方面看，提出可以采用“文化的嫁接模式”。（李侠 《把科学文化嫁接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有的从发达国家人文学者参与两种文化讨论与研究的经验和情况出发，呼吁中国的人文学者多参与讨论。（武夷山 《消弭“两种文化”的鸿沟亟须人文学者参与》）有的认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在通往融通的道路上，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以人文学者熟悉的方式向他们讲述科学的故事，让他们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而不是把科学当成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东西；另一件是向科学家重新阐述科学的形象，唤起他们之中本来就有的人文自觉，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同样也是人文事业的建设者、人文价值的捍卫者。

　　数十年来，质疑两种文化命题的声音一直存在。在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不久，同在剑桥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就指出：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是一个“伪命题”；只有一种文化（科学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本专栏中，也有学者直指两种文化之争早已过时，并认为“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莫名其妙。因为“人文”在中文《辞海》中的意思是“各种文化现象”，在西方语境中人文学科的意思是对人类文化（human culture）的学术研究。如此，人文就是文化，“人文文化”是个同义反复，所谓科学与人文之争在概念上说不通。（胡翌霖 《“两种文化”之争早已过时》）

　　还有学者认为，科学不能独立于文化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科学只是文化之树的枝杈。正是斯诺，把科学这根杈给掰了下来，插接出苗。科学自立文化门户，竖起科学文化的大旗，才仿佛真的有两种并列的文化。（田松 《两种文化，还是两种价值？》）

　　有学者对两种文化进行前世探源，认为有关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自古就存在。（刘钝 《“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再谈“两种文化”的前世渊源》）

　　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能将灵魂引导到真理”的四门学艺，顺序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加上语法、逻辑（雄辩）和修辞，构成古希腊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在西方中世纪的修道院或类似学校中，表示语法等文科“三艺”为初级学艺，表示算术等“四艺”为进阶课程。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代、浪漫主义时期，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争斗时隐时现。直至19世纪，随着“科学”取代“自然哲学”，“科学家”这个新词在英国成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的指称。围绕着教育的目标及内容，科学与文化的两途分立才显得愈加清晰。

　　尽管针对斯诺命题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思想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议题。

　　《中国科学报》组织的这次讨论，邀请了科学史家、科学家、艺术家、人文学者、科学管理者等的参与，具有较为广泛的视角以及南辕北辙的观点。

　　比如，有人认为，“脚踩两条船”的斯诺，最有资格讨论这一问题，有人则认为他最没有资格。窃以为，讨论任何问题，都是见仁见智的事体，其实无所谓有无资格的考量。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一讨论是有益的，有人也赞同“两种文化”是伪命题的说法。倘若它真是一个伪命题，断无进入学术界乃至于公众语汇的可能，更不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被大家拿出来热烈讨论一番。

　　事实上，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60年来依然在不断加深；在中国，文理科分家已提早到了初等教育阶段，这不能不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忧虑。尽管科学与人文拥有共同的创意源泉并服务共同的认知目标，两者间的相互尊重及有效沟通，仍需努力加强。正视这一问题，不能止于间歇性的讨论；而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止于嘴上说说。科技进展（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带来的社会伦理与个体权益和隐私遭受侵蚀等问题，若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显然是无解的。种种迹象表明，两种文化的融合，非但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21世纪科技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不容回避的真挑战！

　　“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文章，在承认社会上存在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现象的基础上，大家各抒己见，或追根溯源，介绍最早提出两种文化概念的“斯诺命题”的由来；或辨析理据，说明在当代社会产生两种文化的必然性；或寻觅药方，寻找沟通融合两种文化的有效方法。论坛百花齐放，灼见迭出。

　　不可否认的是，斯诺命题所揭示的两种文化鸿沟现象确实存在，但无论如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还属于文化这一范畴，它们的并存，是文化多元发展的表现。曾有学者指出，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与科学文化的傲慢有关。殊不知，科学文化亦非铁板一块，在其内部，何尝没有裂缝存在？

　　众所周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同属科学文化阵营，虽然有科哲耆儒主张“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瘸子、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瞎子”，冀望以科学哲学引领科学史的发展，但科学史界却对科学哲学的引领毫不领情，讥讽这种引领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与其映射主体科学之间，又何尝没有鸿沟存在？科学史、科学哲学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指点江山，科学却对这种指点嗤之以鼻，甚者还反唇相讥，其用词激烈程度，不亚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由此，对两种文化间鸿沟的存在，没必要大惊小怪。沟通融合当然重要，但那是碰撞和争论后的结果。只有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争论才能启发民众，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社会发展到今天，两种文化的并存，是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毋须担心二者的竞争对社会带来不良后果。声一无听，色一无文，文化的本质一定是多元的，多元必然造成不同文化的存在与竞争。说到底，和而不同才能促进文化进步，包容发展是繁荣文化的不二法门。

　　两种文化已经讨论了60年，今年在《中国科学报》专栏上的讨论还能如此热烈，而且看得出来大家都有话说，说明两种文化论题仍有吸引力，仍能引发思考。

　　除了在科学文化界，两种文化在教育界也探讨颇多。通识教育往往被看作是沟通两种文化分裂的一个途径，但要注意，通识教育是为弥补专业教育造成知识面窄而提出来的。如果片面地理解为理工科学生都必须学习文科课程，文科学生必须学理科课程是不准确的。通过教育方式弥合两种文化分裂，可以针对性地设计一些科学类通识课程，如“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等课程。

　　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价值不在于提出多么精深的理论，而在于倡议大家有所行动。“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做得好，因为它是一次引发更多人关注的成功行动。

　　科学与人文是不是分裂的？科学有没有压倒人文？各人感受不同。美国同行向我抱怨过，美国人越来越不尊重科学，很多学校不教进化论，而是教神创论。但在我们眼中，美国是世界科技之巅，美国人科学素养远超中国人。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太强了，另外一些人则感到中国人科学素养太差，伪科学、迷信和愚昧仍然不少，老百姓很容易相信“绿豆包治百病”之类不科学的错误观点。所以，相关的讨论要想更有价值，可以跳出概念和学理的辨析，结合我们的国情，更多思考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比如中国STEAM教育问题、中国的“艺术与技术”的运动、中国的工程师人文教育问题，等等。

　　《中国科学报》开设“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邀请国内众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该线篇相关文章，这应该是国内关于两种文化的最全面论述，在全社会重塑文化自信的今天，这种努力实是善举。

　　在谈具体感受之前，需要明确两点：其一，斯诺的两种文化仍是狭义上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而且他的人文文化是指基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文文化，而不是中华文化或者别的什么文化。换言之，我们的人文文化可能并不与科学文化相矛盾，甚至是拥护科学文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诺的风暴只能称作1.0版；其二，科学文化碾压人文文化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这点只能说明，所有人类都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支持科学文化无非是看中了它的生产力功能而已。我们这次谈论的两种文化与斯诺时代相比，范围更广，视野更宽，可以称作斯诺风暴2.0版，它展现了更多的建设性维度与诉求。希望能够把这批文章编辑成书，以此开启中国科学文化的建设之旅，也不枉组织者与写作者的执着努力和坚定信心。

　　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其间也写过几篇文章，如今想来，已经初步得到一些结论。

　　判断一种文化的存在状态有两个指标：文化半衰期与文化硬核的弹性。根据这种思路，我们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退化阶段。

　　按照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的观点：任何文化都要经历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个阶段，前期具有强大生命力，后期则处于保守与退化状态。

　　斯宾格勒的判断几乎是人类所有文化的共同命运，那么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研判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哪个阶段？为此，我们提出了文化半衰期概念，即从其出生到发展顶点所用的时间。笔者得出结论，中国文化的半衰期是1200年左右，即从公元前134年西汉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北宋末年公元11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从北宋末年到现在又过了接近1000年。因而，自然可以推出：中国传统文化又到了文化半衰期的转变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盲目文化复古主义对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没有多少实际益处，反而造成群体认知结构的严重退化，这点早已被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文化半衰期的意义在于揭示出每一种文化一旦越过半衰期，其规训功能与生产力功能都将大幅衰减。从前期研究得到的结论看，中华文化的半衰期是1200年，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半衰期是1100年，阿拉伯文明的半衰期是600年。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半衰期之所以都较长，是因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较为漫长的重大变革，从而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反之亦然。对于中国而言是佛教文化的吸收，对于西方而言则是宗教改革的完成。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到了第二个半衰期，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其变革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尤其是我国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是从制度层面提供了文化变革的契机。

　　从可行性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具有较高的弹性，这就为其变革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我们习惯信奉的经世致用理念就是这种弹性的最好体现。这一切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是一个“三合一”的拼盘模式（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反之，如果文化的硬核缺乏弹性，那么变革的阻力将会变得无限大，这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担的。任何文化的老年阶段都是极度保守的，这种文化塑造的群体认知框架也是极度退化的，它只有通过回忆过去的荣光来抵抗当下的文化自卑，此时，它将成为人类文化的死水与洼地。

　　最后，科学文化所具有的生产力功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高度兼容，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另外，从精神层面来讲，科学所追求的真理与践行的平等原则，这种精神气质对于所有人群的无歧视性接纳，也契合了公众的心理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科学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从理论结构到实践需求都有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改则进步，不改则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