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精彩选读 《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何奠基现代科学

　　开启智慧之门，品味精妙文摘。今日精彩分享摘自入选“科学人文子书单”的《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何奠基现代科学》。本书集中描述了一段跨越六个世纪的史诗之旅，中世纪并非科学和理性的黑暗时代。

　　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1642—1727)有句名言广为人知：“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多数人认为他的意思是说，他的科学成就是建立在先驱们的科学发现之上的。在同一封信中，他提到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所以很有可能笛卡尔正是他所说的巨人之一。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牛顿的那句格言最初是由12世纪的神学家沙特尔的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卒于1130年左右)所创。更少有人知道，牛顿时代的科学同样深深扎根于中世纪。本书正是要向读者证明，我们今天认为天经地义的科学技术，多大程度上是起源于中世纪的。

　　中世纪科学的成就今人知之甚少，于是认为整个中世纪完全没有任何科学进步就似乎是自然的事了。人们对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差评是由来已久。在作家们那里，“中世纪的” (medieval)这个形容词是“野蛮不化”的同义语。甚至历史学家也不见得好些，他们仍执迷于这种观念：自罗马陷落直至文艺复兴，全无要紧之事发生。1988年，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科学史著作《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将中世纪称为人类进步的“大中断”。威廉·曼彻斯特在1993年的《黎明破晓的世界》(A World Lit Only by Fire)一书中将中世纪描绘为一个“大杂烩”，“持续战乱、腐败、纲纪废弛，充斥着迷信与牢不可破的愚昧”。查尔斯·弗里曼在2002年出版的《西方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Western Mind)一书中称此一时期为“理性的停滞”，而且“很难看出数学、科学及其相关学科在那时的氛围里能有什么进步的可能”。

　　中世纪没有值得一提的科学——这是一个神话，而与之如影随形的另一个观点是：教会的阻碍使得本就少得可怜的科学进步雪上加霜。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这种观念得势，离不开19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赫胥黎和美国人约翰·威廉·德雷珀的大力鼓吹。赫胥黎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过去的神学家躺在每门科学的摇篮旁，犹如赫拉克勒斯摇篮旁缠绕的毒蛇。”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关于进化的论战臭名昭著——那是1860年，威尔伯福斯问赫胥黎“与猴子发生关系的是你祖父那方还是祖母那方”时，德雷珀也在场。德雷珀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一书影响甚广，该书将冲突论深深地刻在公众的脑海之中。

　　离我们更近的是当下进化论与神创论的争执。保守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对达尔文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攻击。的确，有些宗教学说确实会与科学理论发生冲突，但这不表示这种冲突是不能避免的。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积极支持了许多科学研究，但同时又规定哲学思辨不得妨害神学。讽刺的是，正因为坚持让哲学家关注自然而非形而上学，教会设定的限制从长远看可能反倒使科学受益。进一步讲，与公众的认知相反，教会从未支持过“地平说”，从未禁止人体解剖，从未禁止“零”的概念，更没有因为科学观点而将人烧死在火刑柱上。科学与宗教之间最著名的交锋莫过于1633年对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审判了。学院派历史学家现在相信，此事更多是与当时的政治和教皇本人的自尊心有关，而不是科学。本书末章对审判进行了全面解读，我们将看到，伽利略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其中世纪的先驱。

　　对中世纪的诋毁早在16世纪就已开始。当时在精神活动方面，人文主义者开风气之先，首倡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他们摒弃了中世纪的学问，因为它不仅玄奥难懂，而且是用一种粗鄙的拉丁语写成。所以人们对其停止了阅读和研究。继之而起的是英国的作家，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而这些新教作家又不希望给天主教一丁点儿信任，这样就把水搅混了。他们坚持认为大学在宗教改革前没教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伽利略由于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被视为荣誉新教徒，而他几乎是唯一一位在以英语写作的科学史中保有一席之地的天主教自然哲学家。

　　到了18世纪，像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之类的法国作家也加入了攻击中世纪的行列。他们嘲笑法国天主教会反动保守、同君主专制狼狈为奸，并与之争论不休。伏尔泰与其启蒙思想家同俦一道，称赞理性与科学的进步。他们需要一个故事，来证明人类在进步，而故事里的教会是坏人。“中世纪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私生女，翻译拙劣，理解欠佳，”伏尔泰写道，“对于理性和良好教育犯下的错误比匈人与汪达尔人更甚。”与他同时代的让·勒朗·达朗贝尔参与编纂过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那书后来成为启蒙思想家的成就之缩影。达朗贝尔在给这部巨著撰写的著名序言中，关于中世纪科学进步如何受到教会阻碍的说法已成老生常谈。他指责中世纪，称那时“几乎整个欧洲都陷入被奴役的境地，遭受由无知而产生的迷信与由迷信滋生的无知之祸害”。但是现在，达朗贝尔说，在他的时代，理性的人类终于能够摆脱宗教的枷锁。

　　在19世纪，约翰·威廉·德雷珀与托马斯·赫胥黎将冲突论介绍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得力于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的支持，冲突论被知识界广泛接受。怀特的《科学与神学论战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一书中密密麻麻的脚注给人以学术严谨的错觉。但任何核对过参考文献的人都会觉得奇怪，如果那些文献他真的都读过，怎么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对中世纪发动的攻击威力巨大，一直蔓延到20世纪。通俗历史学家将自己的工作奠定在之前流行的历史著作之上，延续了“中世纪是人类进步之中断”的神话。卡尔·萨根、詹姆斯·伯克和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的电视节目又将这个说法传递给了下一代人。即便有人发现了14、15世纪理性或进步的明证，也会被轻描淡写地贴上“早期文艺复兴”的标签，而“中世纪的”这一形容词的负面联想便保留下来。

　　反击之战肇始于一百年前法国物理学家、历史学家皮埃尔·迪昂的工作。当时他正研究不相干的事，无意间接触到了一大批没人读过的中世纪手稿。在这些尘封的大部头中的发现令他吃惊。他很快意识到，科学在中世纪已十分精奥，且受到高度重视，对后来的发展不可或缺。美国人林恩·桑代克和德国人安内利泽·迈尔则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了迪昂的工作。今天，研究中世纪科学的泰斗是爱德华·格兰特和大卫·林德伯格。虽然他们已经退休，但其弟子已遍布北美各高校，身居要职。随着越来越多的手稿被学者研究，中世纪自然哲学家的成就越来越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