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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甚至带来了放大镜,难以相信,稻穗上的细刺,猕猴桃上的绒毛,柿子上的白霜......这些微乎其微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勾勒了出来。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幅画竟然是出自一位八旬老人之手,为了这幅《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这位老人闭关画了半年:
“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画后能感叹一句:哦,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和同仁们一起,四十年著一志,为华夏大地上的植物树碑立传,编纂出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中国植物志》。
从1991年到2008年,曾孝濂还设计了《杜鹃花》《中国鸟》等9套邮票,其中5套拿下大奖。
2008年,他创作的《中国鸟》邮票,获得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该奖项。
1958年,高中毕业的曾孝濂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录取,职务是见习绘图员,后来领导见他能画两笔,便将他调到了植物分类实验室。
“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动植物志》,你得摸清家底,搞清你有什么样的生物资源。”
《中国植物志》从1959年启动,2004年才编撰完成,全书80卷126册,5000多万字,是出版当时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
与普通植物画不同的是,植物科学画既要求精准的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科学与美,二者不可偏废。
标本馆查资料、看标本,请教分类学家;植物园写生;图书馆学习前人的插画技法。
“每画一张图,都得打草稿,给分类 专家看,看完确认后再上钢笔稿、墨线。表现形式、线条的结构,这些都需要一点一点的积累。”
60多年的岁月里,曾孝濂共创作超过2000幅植物科学画,参与逾50部科学著作的插图工作。
60年代中期,曾孝濂被选中加入“5·23”项目,前往边境去考察当地的少数民族用什么药防治恶性疟疾。
“植物、动物、微生物,每一个物种在森林里都有自己的生态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生态网。”
也是从那个时候,曾孝濂的观念改变了,他意识到画植物科学化不仅是要画得像,画得准,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它的生命力。
此后曾孝濂画画,总是先看照片,对植物有了表象认识后,再去原产地观察植物的生长,去感受生命的状态。
为画红杉两次两次穿越美国自然保护区;在内蒙古画胡杨;跑到古寺里画古树;跑到壶口画瀑布......
“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招数,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感识的表现,最鲜明,最奇特,有时候真的超乎人类的想象。”
球果假水晶兰,生长在林下阴暗处,开花时通体透白,如同幽暗林间的神秘精灵,极其罕见。
阴暗的林子里,它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为了生存,便变成了一种腐生的状态,从别的腐烂的有机物上吸收营养,完成繁衍生息。
为了画出只有在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才有的绿绒蒿,曾孝濂特意前往白马雪山,找了很久才终于找到。
可绿绒蒿却扎根在石缝里,根可以在石缝里扎到几米深,努力吸收每一分可能的养分,终于在冷峻中开出绝美之花。
“我们找到以后,在场上的人全部趴到了地上,它就像一个小幽灵一样,在风中颤抖,好像在说‘看看我吧,看看我吧’,太震撼了。”
“没有到过那个环境,就见不到真正的绿绒蒿。那种生命的神奇,不到现场是感受不出来的。”
随着电脑技术和摄影技术得发展,加上植物科学画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从事植物科学画得人越来越少。
植物画并不是植物呆板、冷漠的再现,其画的不仅是植物的“相”,更是其“神”和“魂”。
“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画出来。”
60年与花鸟为伴,他描画它们的精美与蓬勃,它们也在他身上投射下自己的魂与神。
曾老喜欢孤独,他总说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孤独时能从大自然身上学到很多。
“我经常看着树叶发呆,看着看着,就会觉得树叶不是一般的美,一种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它秋天飘落,掉到地里,腐烂后为新芽提供养料,之后又从小苗长成大树,带来生命的绿色。”
病房里没有画笔,只拿过来一支筷子,曾孝濂就拿着筷子,在输液管上,控制着手比划着:
做完肺癌切成切除手术的曾孝濂只剩下3叶肺,但只要能画,对他而言,这日子才算是有盼头。
人的认知跟大自然永远是不可能划等号的,我们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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