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是积淀更是启程

　　记者：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社30周年，又适逢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成立是否与改革开放有某些渊源？

　　孟昭宇：我社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院长同志提议下，经、、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后，于1978年6月14日正式成立的，可以说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成立。

　　我们从建社初期靠8万元起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家特色和优势明显、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机构。回顾历史，我们深感荣耀：我社有幸站在改变当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崭新历史起点上，出版了一系列分量厚重、影响重大的著作，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和见证了新时期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参与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参与和见证了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记者：在这3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形成了怎样的出版优势和特色？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孟昭宇：我社以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资料、教科书、工具书，以及思想性、知识性强的社科普及读物为特色。在文史哲、宗教、语言、民族学、考古学、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形成了较强的出版优势。

　　我社的作者队伍可谓群星灿烂、大师云集。像郭沫若、顾准、王亚南、俞平伯、夏鼐、胡绳、钱钟书、杨绛、王力、季羡林、任继愈、王元化、翁独健、王钟翰、杨向奎、蒋学模、陶大镛、胡寄窗、巫宝山、汪敬虞、吴承明、刘国光、沈有鼎、蔡仪、李泽厚、薛华、刘梦溪、汝信等先生的重要著作都在我社出版过。

　　我社还出版了许多国家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其他优秀学术成果，如“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社科学术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等学术精品；还有一大批引进版权的国外名著，如《剑桥中国史》系列、《新编剑桥世界史》系列、“现代西方思想”丛书、“国际学术前沿观察”系列、“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以及《大趋势》、《正义论》等。

　　在今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活动中，我社的《摩诃婆罗多》、《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双双获奖。据统计，30年来，我社共出版图书近8000种，其中许多都是精品力作，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中深深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我们出版的图书，除了在知识与学术层面形成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层面来看，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我觉得首先是对价值观的贡献。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是价值观，而价值观的树立需要靠哲学社会科学来支撑。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发展中具有更基础、更核心的作用。我社作为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构建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此外，近年来中华传统文明和智慧在全球化竞争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价值；当代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现代化道路越来越彰显它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逐渐自信、逐渐显示自主性，走向成熟。我们有理由要把这些成果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舞台进行交流、展示，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对话与竞争。

　　记者：如此众多的著名学者选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的学术专著，这说明了社科出版社的专业化学术出版获得了学者的认可。近年来，一些学者所作的将学术普及到大众的讲座和图书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社科出版社是否也会尝试将学术向大众普及？

　　孟昭宇：获得学者的认可和信任，这与我社几个传统的优势分不开。我社甫一成立，起点就很高，、邓力群等院领导要求出大家和优秀的学术精品。我们始终坚持学术出版定位，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书籍为使命，始终坚持走品牌化、专业化的学术出版道路，与学术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了比较深厚的学术文化积淀和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骨干编校队伍，使我社图书的编校质量较为上乘。

　　作为一家专业出版学术著作的出版社，我们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专业化学术出版道路我们会坚持走下去。但同时，我也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民知道。

　　现在的学术著作销量比较小，因为看得懂的人太少。我们的学术著作怎么样才能被更多的读者接受呢？我一直主张社会科学要社会化。我十分赞同《百家讲坛》的做法，《百家讲坛》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桥梁，它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使原来那些在书斋中的很少有人讨论和研究的问题走向大众，这是学术走出书斋走向群众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之所以能传下来，是因为它们被大众接受了。

　　所以我们也准备成立一个大众分社，出一些学术水平也很高，但是能为大众读得懂的作品。最近我们出了一套“历史知识小丛书”，已经出了10本，在绝对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用一种大家能看懂的话来讲。我社也正在探索把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出版更多既有学术含量也适合大众阅读的书。为此，我们要对机构作出相应改革，计划成立相应部门专门从事此项出版业务。

　　记者：现在中国的图书出版总量每年都在增加，而许多出版集团也纷纷成立，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如何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

　　孟昭宇：全球化促使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近年来我国文化引进和输出的差距虽然有所减小，但总体而言输出仍远远不及引进数量，在全球竞争中仍处于劣势，这与我国五千年的文明成果极不相称。同时信息化使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呈现方式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影响下，我国文化体制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全国500多家出版社都面临抓住机遇提升自己的空前挑战。

　　具体到我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出版社，我们理应在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担起大责任，在构建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大作用，时刻不忘去塑造和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

　　我社力求通过抓基础研究项目、抓学术高端项目、抓学术前沿项目，保持我社的学术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走一条品牌化、专业化、大众化结合的道路，立志建设“名社、强社”，而不一味地贪求大规模；让我社的人文类精品走入当代人的心灵，让学术精品走入学者的书斋，让优秀经管佳作走进公司职场，让优秀教材走入课堂。

　　除打造学术精品图书和探索学术向大众普及的道路以外，我们还加快了数字出版建设步伐，把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结合起来，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界走出一条新路。

　　我们基本确立了三大发展思路，即品牌建设、市场拓展和业态创新，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

　　孟昭宇：品牌建设、市场拓展与业态创新，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落实。改革是我社发展的内在需要，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社科院全院的改革大潮为我社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已初步形成了改革方案。

　　目前，我社计划在机构设置、激励机制、发行营销等多个方面推行改革。首先，要以学科化、专业化的思路对现有机构进行改革，重新配置人员；实行学科负责制，让编辑跟踪本学科学术动态、学术前沿和学术资源。

　　其次，创新激励制度，实行分配机制的改革。实行双效益考核制度，即在考核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考核编辑对品牌的贡献率。要把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图书的出版量化到考核指标，同时还要加大对优质图书和获奖图书的奖励力度。

　　再次，探索一条适合我社学术图书产品特点的发行之路。要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创新销售形式，如网络销售和直销；加强读者资料库建设，探索一条适合哲学社会科学图书的发行之路。我们希望做到引导读者、创造读者，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读者。此外，我社还要创新更多的学术平台，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使出版社始终保持一种发展活力。

　　随着出版社体制的改革，出现了很多大规模的出版集团，对出版社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认为品牌是出版社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同时这也是出于对本社优势与劣势的综合考虑。所以，我们把打造品牌放在第一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我们建社30周年所作的题词是：“以改革促发展，做大做强社科出版事业，为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作贡献。”我想，这正是我们今后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我们不仅要回顾过去的30年，总结各种成功经验，更要展望未来发展、深化改革。30年，对我们来说是积淀，更是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