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历程

　　科技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航天领域更是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科技制度的“保驾护航”，更得益于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真回顾总结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既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又可对我国未来的科技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在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亦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提上了日程。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同年，我国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列入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一项内容，规划要求在12年内能够“独立进行设计和创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编：《飞越苍穹——中国航天50年（1956～2006）》，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在广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下，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在航天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引起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领域的深刻变化。1983年，美国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战略防御计划的全称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其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或常规打击武器，在敌方战略导弹来袭的各个阶段进行多层次的拦截。，力图把全国的科技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增加竞争力。从1984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从各方面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研究。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的经济实力尚不允许全方位发展高新技术，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切实可行且大有希望的。

　　1985年7月25～30日，航天工业部1982年4月9日，七机部正式改为航天工业部。参见《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2页。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河北秦皇岛召开太空站问题讨论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召开研究载人航天技术的会议，会议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探讨。会后，《太空站讨论会文集》报送给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综合部门负责人。《再向太空行》，《中国新闻周刊》第568期。

　　1986年3月3日，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王淦昌、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杨嘉墀、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芳允等4人联名致信等，建议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发展。5日，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总理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7页。

　　根据这一精神，国务院随即部署、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调查论证，国家科委成立了计划编制小组，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上报中央。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因建议提出这一计划和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故以此作为简称。。计划确定从世界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国力出发，选择以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七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

　　“863”计划的实施时间为15年，总经费为100亿元，其中40亿元拨给了航天领域《载人航天事业的起跑线——回眸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参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http：//govcn/project/showphp?itemid=470。。至此，载人航天研究正式列入了国家重点发展计划。航天技术领域涉及两个主题项目，一是大型运载火箭和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即研制能发射小型空间站的大型运载火箭和研究发展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二是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即研发规模较小、性能先进、模块式的空间站系统，并进行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实现载人空间飞行。从上述主题项目可以看出，“863”计划的实施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之门。

　　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目标确定下来以后，研制大推力的运载火箭被首先提上了工作日程。1988年12月，研制大推力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即长征二号E火箭，简称“长二捆”）的任务下达给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并要求在18个月内研制成功。时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王永志后来回忆说：“设计时间只有三个月。各设计部门灯火通明，办公室、走廊里放的全是图板，3个月里出了44万张图，把火箭设计出来了。”白瑞雪、张彦新主编：《载人航天》，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如约升空，顺利地把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何黄彪、谢联辉、刘林宗、孙学中：《龙头永远是高昂的——记中国卫星发射业走向世界》，1992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第1版。

　　与此同时，选用何种航天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种方案：即载人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完全重复使用的两级火箭飞机和空天飞机。经过反复论证，五种方案集中到两种：即载人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两种方案各有利弊。载人飞船从技术层面来讲相对容易，且投资较少；航天飞机是未来发展趋势，但技术难度高，且研发及维护费用均较高。1989年12月，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年，航天工业部与航空工业部合并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宋平在七届人大全会说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45个部委调整为40个新组建10个部委从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转入正常运行精简五分之一人员充实财税公检法等部门企事业单位》，1988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第1版。召开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比较论证会，在充分考虑各项因素的基础上，航空航天部内部达成共识，确定以载人飞船作为中国的载人航天器。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同时，航空航天部的19名专家组成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组长为钱振业，他也是“863”计划中载人空间系统及其应用主题项目组的组长。。1991年3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知航空航天部，15日下午3～5点，总理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后据任新民回忆：当天参加会谈的共四人，总理及其秘书还有他和钱振业。他们详细向总理汇报了载人航天器选用载人飞船的原因，并分析了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认真听取了汇报后说道：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他同时还强调，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此后，航空航天部根据汇报情况，整理出《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很快给航空航天部转回了报批件，上有副主席、总理的批示以及总书记的圈阅。《再向太空行》，《中国新闻周刊》第568期。得到中央的支持，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和立项工作加快了步伐。

　　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完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1992年1月8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前身是1962年为领导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而成立的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是第一任主任。此时的中央专委会主任为。，研究讨论发展中国载人航天问题。会议认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再向太空行》，《中国新闻周刊》第568期。会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联合成立了由200余位专家组成的载人航天领导小组，由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为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技术经济论证组（即工程论证组）和专家评审组，工程论证组组长是王永志，专家组组长是任新民。经过几个月艰苦的论证工作，终于写成了方案论证报告和评审报告。8月1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关于方案论证和评审的汇报。同月25日，中央专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再向太空行》，《中国新闻周刊》第568期。

　　从“863”计划列入航天技术到1992年的七年时间里，广大科技工作者进行了概念研究、工程专家设计和可行性研究、工程技术及经济可行性论证，最后确定从载人飞船起步。由中央专委会上报的《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是载人航天工程最终形成的完整的顶层设计，由七大系统组成，即航天员系统、飞船应用系统、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方案既考虑到可行性，又考虑到超越性；既明确了发展方针、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总体构想，又提出了经费、进度、组织管理等建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编：《飞越苍穹——中国航天50年（1956～2006）》，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充分系统的科学论证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1992年9月21日，总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载人航天问题。总理在会上讲到：“这个事是我主持办的，载人航天，我们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只有前苏联一家有空间站，刚才说美国也在搞空间站。载人航天，十年后将成为综合国力的衡量标准。”中央专委会为此已经讨论了三次，第一次作必要性汇报；第二次专委认为必要，但要搞技术、经费可行性论证；第三次专委会一致同意，这才向中央写了报告。会上，中共中央常委一致同意发展中国的载人航天。最后，总结说：“今天我们就作这样一个决策，发展我们自己的载人航天。”《中国载人航天新篇章——回眸921工程决策》，参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http：//wwwcmsegovcn/project/showphp?itemid=471。会议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战略，批准载人飞船工程上马。至此，“921”工程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时间为1992年9月21日，因而又称“921”工程。正式启动。

　　“921”工程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载人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为加强对工程的领导，中国政府设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实施大型系统工程专项管理，统筹协调全国110多个研制单位、3000多个协作配套和保障单位的有关工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简介》，参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http：//wwwcmsegovcn/project/showphp?itemid=480。

　　实施载人航天工程，首先就需研制更大推力的火箭，要能将重78吨的飞船送入距地面200千米的轨道，同时，还要具有应急故障检测和救生功能，当运载火箭在发射段和上升段发生危及航天员生命的故障时，故障检测装置能自动发出指令，使飞船与火箭脱离，逃逸装置能将飞船拽离火箭到达安全位置，返回地面脱离危险。另外，火箭还需具备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是在继承“长二捆”主要构型的基础上，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从1992年9月21日立项研制到1999年11月20日首飞成功，长征二号F火箭先后突破了逃逸系统、控制系统、动力系统关键设备可靠性设计等多项关键技术，完成了大量可靠性增长试验及逃逸飞行器的研制试验。无论是1999年的神舟一号还是2012年的神舟九号，都是由长征二号F火箭送入太空的。长征二号F火箭在保持100%成功率的同时，性能也在不断提高，发射神舟九号的长征二号F遥九火箭的推力更大，入轨精度也更高。目前，长征二号F火箭仍是我国可靠性、安全性最高的运载火箭。

　　从“921”工程立项至今的20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稳进地向前发展。1999年神舟一号是“921”工程的第一次飞行试验，主要考核运载火箭性能和可靠性，验证飞船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的正确性；神舟二号是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三个舱段组成，系统结构、技术性能均有了新的扩展和提高，并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诸多领域的实验；神舟三号飞船和运载火箭系统技术进一步提高，飞船搭载了10项44台有效载荷设备，完成了多项科学试验；神舟四号飞船系统配置、功能及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相同，载人航天应用系统、航天员系统、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统全面参加了试验。前四次神舟飞船相继发射成功，表明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的各系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载人飞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实现了一人一天飞行，考核了飞船载人环境，获取了航天员空间生活环境和安全的相关数据，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工作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和系统间的协调性；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两人多天飞行，标志着我国多项载人航天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航天员出舱活动，完成舱外空间材料试验、小卫星释放与伴飞试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航天员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

　　2010年9月，中央批准载人空间站工程启动研制建设工作，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目标包括：全面突破和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和服务技术；突破和掌握近地空间组合体的建造和运营技术；开展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的空间科学应用；为开展载人登月等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简介》，参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http：//wwwcmsegovcn/project/showphp?itemid=480。

　　2011年9月，天宫一号发射升空，这是中国启动载人空间站工程后发射的首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的升空表明中国已经拥有建立初步空间站，即短期无人照料空间站的能力。11月，神舟八号发射升空，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首次成功实施空间交会对接任务；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发射，飞船顺利完成与天宫一号进行的一次自动、一次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任务，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参加了这次飞行试验，航天员利用装载在天宫一号上的相关实验设备，重点开展三个方面的航天医学实验研究，即航天员健康监测技术研究、失重生理效应机理与防护研究、环境医学与航天员空间作业能力相关技术研究等。这些实验为后续空间站航天员长期飞行奠定了基础。

　　从“921”工程立项至201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工程的研制建设在继承我国航天技术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迅速提升了载人航天技术的整体水平，建设并完善了一批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载人航天工程设施，培养了一支科技干部队伍，丰富了管理大型航天工程的经验，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列入“863”计划到“921”工程立项，再到神舟九号飞船发射成功，在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中国在载人航天技术的一些重要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回顾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历程，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

　　面对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党和国家把科技进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超前部署了对国家长远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赢得了战略主动。我国在已有航天技术的基础上，以创新作为航天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继续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主自发展航天事业，努力提升原创能力，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在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同时，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为航天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

　　载人航天工程规模宏大、技术复杂、精密程度高、涉及面广，必须依靠全国大协作，动员各方面力量集体攻关。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不仅科学而且符合我国实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所取得的瞩目成就，都是在“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攻关”的“大科学”体制下实现的，对此我们有许多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两弹一星”，还是新时期的载人航天，无不是全国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结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的情况下，可以取得上述成就，正是得益于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发展模式，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突出体现。

　　中国的总体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载人航天事业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起步的。制定适合国情、符合规律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正是坚持了有所为、有所不为，党和国家紧紧抓住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重大牵引作用和重要影响的重大工程项目，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才走出了一条跨越式的发展之路。

　　从国情、国力出发，中国没有参加超级大国的太空竞赛，而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的项目上，用较低的投入、较少的飞行试验次数取得了载人航天工程的成功。从1992年开始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到完成第一步任务，也就是完成神舟六号任务，所用经费为200亿元。全部完成交会对接任务，也就是到明年完成神舟十号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经费约390亿元人民币。蒋建科：《中国载人航天总经费目前约390亿元》，参见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625/chtml。

　　载人航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推动经济、社会等的全方位进步。航天领域的技术突破，牵引带动了能源、信息、控制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电子、材料、制造、化工、冶金、纺织等多个行业的工艺创新和产业提升，形成了巨大的拉动和辐射效应。航天技术还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通信、气象观测、预报、卫星导航定位、地球环境监测、减灾救灾等方面，目前我国有400余项载人航天技术成果正在转化推广过程中，在科普教育、矿业安全、健康医疗等方面已有了具体应用。冯永峰：《结果圆满过程完美成果丰硕——航天科技全面提升国家实力》，2012年6月30日《光明日报》，第10版。

　　载人航天工程作为展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性工程，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未来，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航天事业的发展仍任重而道远。认真总结成功经验，继续努力拼搏，中国的航天事业一定能谱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