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性：文学与跨区域世界史

　　在马克利看来，被文学领域传统研究边缘化的《鲁滨逊漂流续记》是重要的，其中对中国的关注是笛福书写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鲁滨逊离开被改造为“他的”种植园的海岛，意味着笛福不再讲述“欧洲必胜的殖民主义寓言，而是描述和反抗一个敌对世界中困扰英国身份的梦魇”。《鲁滨逊漂流记》经典化的价值观——清教式内省、经济自立、“野蛮人/食人族”对基督教的皈依——远非笛福书写的终点；德莱顿的《安波纳》在《续记》中以曲笔时隐时现，鲁滨逊遭遇了“自由贸易”和“异教文明”的双重挑战。

　　*文章系《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 [美]罗伯特·马克利 著 三联书店 2023-2）

　　文学想象斑驳陆离中揭示的可以是经济现实，地图账单尘土弥漫中隐匿的可以是历史斡旋。涵盖范围很广的世事信息铺陈中，忽以点睛之笔提炼出长期遭到忽视的细节及其信仰价值含义；一份没有落款的函件，在多重脉络行文中打开长期封存的航行误区及背后覆灭的人群；语言修辞多维度的解读，可以引出对社科实证立论的叩问甚或对其基石学理的悬置；历史性理论性的概括思辨，可以与史诗戏剧小说游记具体分析互为对话。简言之，在想象世界中把握生活历史，在生活世界中认出历史想象，使两者在相遇中相互审视，推动着读者在故事性可读性高的行文中，进入高强度的综合性理论性思考。

　　本书（《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的第一章“远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想象”以英属和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远东地区的早期商贸竞争为线索，通过地图、游记、官方信件、经济学出版物、商业宣传史诗等材料，在中产阶级兴起、香料从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的背景下，勾勒出现代欧洲商业冒险在全球历史语境中的流变时空，以及流变中裹挟的极为多样的人财物在跨界活动中的沉浮。在章节开篇，马克利以林希霍腾的亚洲游记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荷兰文版（1596）和英文翻译版（1598）的亚洲地图，探讨欧洲对远东货品和商业的欲望：“半岛的面积被夸大了，这表明这一地区在欧洲想象中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对其政治和战略复杂性的理解的局限性。林希霍腾的地图布满了地名：城市、港口、河流和海路。地图上的距离按照透视法原则被缩短了，这样一来，东南亚看起来像一个空间紧凑而极为富裕的地区，仿佛有着无穷的贸易点，吸引着欧洲商人来经营。”而同时与此种想象相对，在切实的贸易实践中，“东印度不是面目模糊、毫无差别的地带，也不是引人猜测和神话般的遐想世界；它表现为巨大的网络，包括贸易港口、商人、海关官员、生产中心和农业地区，早在葡萄牙人 16 世纪开拓之前就建立了与欧洲市场的联系”；简言之，这一半岛区域对英伦欧洲而言，不仅并非或美妙或野蛮的他者，而且是需要竭力交涉，乃至以让步来争取并无法预设如此争取之成败的谈判对象。章节中对伊丽莎白女王致亚齐（Aceh）苏丹信件的使用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马克利一方面以文学和史学学者丰富精致的话语来分析揭示其中用神学为经济服务的修辞策略和历史内涵，同时由此将修辞策略的历史内涵引至经济学学理的核心命题并指出，今天在经济学领域内常常似乎不言自明的、“冻结历史时间”的国际市场普遍法则，实则是对一段复杂历史的抽象化建构，乃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为宣传贸易而采取的策略性说辞，即托马斯·孟（Thomas Mun）1621年《贸易论，从英格兰到东印度》中所阐述的：“新兴的理性化的经济学……与自洽的‘市场’普遍法则互相构造……经济计算的抽象空间营造了一种绝对精确和规则的幻觉，仿佛进口、批发和零售的价格十分确定，可以不受船只损失、市场饱和与价格下跌的影响。”（62）从对文学性修辞策略及其历史内涵的处理到对经济学学理基石的评判，这一跨界转换的顺利，是贯穿本书的行文特征。

　　第二、三两章着重讨论了中国在英国想象中的多种效能。第二章的考察始于《失乐园》（Paradise Lost）作者在多重经济、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交错语境中，对中国的复杂态度：远东“贸易繁荣”的潜在利益，是弥尔顿眼中“实现民族兴盛梦想的基础”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这使得他对东方贸易进行辩护并给予期待。同时，弥尔顿在16—17 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经济之繁荣与物产之丰饶的赞美式叙述、结交儒家精英的路径方式中看到了同化隐忧；在利玛窦、卫匡国以及约翰·韦伯等对“中央之国”的赞美中，看到了君主制支持者的走向；在开封犹太人接纳儒家文化的历史中，看到了对犹太-基督教一神论以及摩西式救赎史观元叙事的挑战；在欧洲国际贸易的实际进行中则看到无数战争、海盗劫掠和残酷竞争，尤其是荷属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一系列争端（他同时参与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前的外交斡旋）。在马克利对跨现实界和意识界、跨国别族裔、跨知识体系的贸易、政治、战争、神学、外交、科技、地理诸种文献的交互使用中，史诗《失乐园》及其作者的所有书写，成为时空更新的历史踪迹和思辨之域（110-130）。马克利从中揭示的，是“远东”的中国在欧洲的英国“民族命运”寓言诗人的书写和生活世界中全方位的存在和作用。第三章以同样的复调行文，转而讨论1655—1656年和1690年间两次欧洲使团请求清帝国开放贸易的外交历史。通过详尽的文献和过程考察，马克利揭示出的，是扬·纽霍夫（Jan Nieuhoff）等人在1655—1656年抵达中国时的意识世界及其语汇特征：以权力精英为内核的“文雅”（civility）语汇作为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的行为媒介，假想性地跨越语言、宗教与种族的藩篱，（错误地）说服自己，欧洲商人和满汉政权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经济、社会和军事利益。行文中，与对“假想性”揭示形影相随的，是对此假想性的历史内涵及其历史属性的揭示。

　　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围绕德莱顿1672年的剧作《安波纳》（Amboyna）展开，在裹挟多方国际商贸冲突的脉络中，追溯了英国“民族性”有别于欧洲性的神话的建构历程，并以对神话建构的深入解析，揭示出历史场景的现实意味。通过与同时期荷兰宣传册的对比分析，马克利将这部“商业道德剧”看作一系列跨国别区域矛盾演化及对此复杂使用的聚合体：剧作将1623年发生在安波纳这个东南亚岛屿的“安波纳屠杀”搬上舞台（这一事件标志着荷兰与英国在此区域利益均沾的终结和荷兰的崛起），通过英国商人被荷兰商人施以酷刑折磨的剧情设置，英国在贸易推进中的弱势被转化为追求“自由贸易”的道德优越性，正与荷兰垄断东印度贸易的罪恶相对。马克利追溯了德莱顿剧中对诸多历史脉络的处理：通过隐去东印度苏丹和商人、日本商人等“当地”在场，以把冲突限制在“欧洲”范畴内部；隐去欧洲内部对立于天主教（西班牙、葡萄牙）的英荷清教同盟在商业利益争夺中的瓦解过程，以及与拥有法律、政治和军事大权的荷属东印度公司相比，英属东印度公司权限较小且“更忠于的不是理想化的民族观念，而是伦敦的公司董事们”（192）的实际行为，德莱顿把复杂的利益冲突化约为英荷之间的二元道德对立，将英国内部阶层阶级冲突的怨怼转嫁至与荷兰之间的国家矛盾上来。这一“商业道德剧”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去语境化的文类建构：书写历史似乎成为去历史的想象。马克利转而进一步对德莱顿在1673年第三次英荷战争前夕上演此剧的意图及其自我阐明、对其塑造英国民族意识重要性的激情主张，通过深入把握剧本的内部动能及其舞台特征加以解读：德莱顿的舞台凸显英国商人遭处决的经历，以将其演绎为一次屈辱的创伤体验，又凭借这种身体化的屈辱将商人们塑造成高尚的民族主义英雄。马克利精准地指出，“这部剧想象的民族身份体现在民族代表人物遭受折磨的戏剧化表现中。德莱顿必须展现英国人受刑的景象，因为这一场面以其暴力性，使得民族成了想象性的构造物，并造成了实际后果—民族成了一个实体，会痛苦、记忆和实施复仇”（228）。德莱顿的激情主张和如此戏剧场景，记录了如何将民族利益和追利行为统一起来，是英伦欧洲早期现代的历史难题（195）；其深处是“英格兰经济实力和政治意志—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的深刻危机感”（192）。在马克利交互式书写中，史实信息可以见证去历史的想象建构，而意识时空的场景舞台，可以成为抵达深层现实的历史呈现。

　　作为全书最为着力的部分，五至六章将话题转向了对丹尼尔·笛福的再解读，关注这位经典的英语作家在《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之后撰写的两部作品，《鲁滨逊漂流续记》（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以下称《续记》）和《鲁滨逊沉思录》（Serious Reflections，1720。以下称《沉思录》），乃至《新环球航行记》（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24）。在马克利看来，被文学领域传统研究边缘化的《续记》是重要的，其中对中国的关注是笛福书写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鲁滨逊离开被改造为“他的”种植园的海岛，意味着笛福不再讲述“欧洲必胜的殖民主义寓言，而是描述和反抗一个敌对世界中困扰英国身份的梦魇”（238）。《鲁滨逊漂流记》经典化的价值观—清教式内省、经济自立、“野蛮人/食人族”对基督教的皈依—远非笛福书写的终点；德莱顿的《安波纳》在《续记》中以曲笔时隐时现，鲁滨逊遭遇了“自由贸易”和“异教文明”的双重挑战。而相对于三十多年前德莱顿的处理，《续记》远为复杂。马克利援引实证性的历史叙述，指向这梦魇包含的三重历史现实：殖民地贸易的经济利益竞争；天主教徒、新教徒和异教徒之间的冲突；政治权威面临的挑战（244）。其中还交织了笛福关注的从美洲至亚洲的跨区域、海洋、洲际边界的历史湍流，驱动历史湍流的早期金融资本及其当时无人知晓、迄今仍被探究的属性（240-241）。在世界幅度的跨国别、区域、语言、族群、社会、经济、政治的交互脉络中，马克利揭示出“鲁滨逊三部曲”如何是诞生于或者说笛福式地铭刻了“英国开拓新市场和争论东印度贸易的价值的关键时期”（251）。就具体史实而言，这一“关键时期”的内涵，包括笛福长期批评的英国贸易结构上的经济负面性（“输出白银，买进奢侈品和棉布，与英国的羊毛作坊形成直接竞争”），与中国和印度的持续贸易赤字所标示出的弱势地位，对此弱势地位超克的迫切需求导向快速启动英国太平洋贸易的狂热。通过将对此历史态势的度量引到对《续记》和《沉思录》文学书写特征的考察，马克利先是指出其中一种奇异的几乎是失控性的强横：笛福对中国的谴责在此前讨论的对华记载中是没有先例的（252），“对中国的苛责远甚他对其他文化的批评……是他唯一一次挑出一个国家加以直接点评”（255-256），“在《沉思录》中，他两句话就交代了蒙古帝国的情况，用几页纸打发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但花了23段，其中许多段落长达一页多，来批评中国”（256）；接着马克利以症候文学分析法递进，将《续记》的叙事示意为一种带有补偿性质（compensatory）的“自卫”幻觉：如果说与荷兰商贸竞争失利动摇了建立在经济扩张基础上的民族认同，那么“远东他者”的繁盛对英制殖民资本主义则构成对其财富观、身份观、神学观的限制，由此“威胁着英国自我中心式的对无穷利润、宗教热忱和稳定民族身份的向往”（251）。简言之，远东作为英制殖民心智构成其自我预设之梦想内核的资源和证据，同时是这一梦想实现、内核稳定的实存障碍 —“这些地区既是梦想中利润无穷的宝地，也是（殖民性）个体和民族身份面临瓦解的梦魇之地”（252）。在将虚构叙事和史实书写交互对照的行文中，马克利揭示了1720年代英伦欧洲中心“主体”梦想性、梦魇性的历史属性（244-248），并由此指向了宿命般到来的“南海泡沫”事件及其金融信贷观的幻觉性和毁灭性。同时被打开的，是两大学科领域被固化的欧洲中心的逻辑因循：当“现代性历史、身份、小说的兴起和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互为促进的小说研究学理基石（26）不再具有不言自明的超时空语境性，“视欧洲‘重商主义’为16—18世纪世界经济引擎的传统史学”（4）亦由此被根本悬置。这一悬置，牵引、吸纳和连接着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和相互之间跨学科、体系的脉动，指向文学与人文学，包括现代知识生产本身多重时空再重构和命题范畴再界定的可能性，其动态开放中的延伸拓展，可以是广阔而深远的。

　　本书的第六章延续前面各章“文学的跨区域世界史”书写特征，在打开和跨越多重时空边界的历史脉络中探讨笛福关于南海资本投机的想象，带来一种故事性、可读性和历史性、理论性，乃至人文性与社科性在有别交互中的弹性契合：从笛福关于南海资本投机的想象书写到他长期支持英国在南海贸易、投资的经济学论说，从南美到澳洲囊括太平洋地区的土地、岛屿、人口、资源的现实状况到《新环球航行记》所展开的对无尽利润的幻想，18世纪经济世界与意识世界的交织转换，在作者笔下既具有各自作为虚构与事实的不同属性，又互为生活世界的历史构成。马克利敏锐地指出，英伦欧洲中心“主体”梦想的双重性，悖论性地继续存在在晚年笛福的写作思路的转向中，即从清教作为“匮乏”之自然朝向神与人类之约的作为“无限”之自然的转向。长期以来与亚洲的贸易逆差使英格兰向尚未发现的太平洋岛屿投射了新的商业前景；远东的沃土将有取之不竭的自然资源供资本进行财富生产，这就使得国家长久繁荣发展的蓝图构想得以延续。此种以虚构叙事回避现实生态和商贸竞争的策略在《新环球航行记》中反映为对无尽利润的允诺，“叙事者和船员们一路顺风，从胜利走向胜利，几乎令人不安”（303）。换言之，此种虚构性回避，亦是对历史的隐匿性记载。而笛福式以虚构记载现实的悖论，指向的是对贸易利润无限增长的“笃信”同时如何又是“笃信”中险象丛生的“焦虑”；由无限“笃信”而无限“焦虑”，反之亦然。当“笃信”之无限遭遇限制，无限“焦虑”以及解决“焦虑”的形式—包括文学和政治经济学—可以是无止境的。马克利将此作为“西方思想的关键特征”（297），追溯自17—18世纪初的源于《圣经》的英国自然观，成为一切认知书写的大逻辑（297-298）。进言之，如果说《新环球航行记》承载了“帝国主体”驱动之梦想的二元结构，那么中国他者则成为解决这一矛盾内核的书写症候，第七章“格列佛、日本人和欧洲受辱的想象”以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第三卷关于日本经历的叙述作为全书的结尾，在马克利笔下则是对此双重性的讽喻复合体（allegorical complex）。在斯威夫特的讽喻故事里，日本扮演着一种复杂的中介角色：在格列佛与口吐“叽里呱啦”言语的荷兰海商和文明仁慈的日本船长（340-341）遭遇的场景中，在与天皇联手智胜荷兰人的情节设计里（348-351），叙事者再次将史实上英国在日本的失利（343）、欧洲对日本的“顺服”转译为平等和互惠，以建构自我中心的历史叙事；而日本作为富庶之地的实存，同时动摇了这样一种自我陶醉的经济与文化想象。马克利写道：“《格列佛游记》第三卷结尾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在江户和北京，‘为害的’红毛‘虫豸’遇到了一个异类，其对欧洲自我认知的冲击甚于巨人和能言的慧骃”（351）。作为“西方思想的关键特征”（297），这一“自我认知”主体预设的重心即“经济权力、民族身份和道德优越”三位一体，其道统锚点即欧洲中心的“贸易观、历史观和神学观”（322），在与“异类”的相遇中，遭遇限制，而呈现出其不稳定、可动摇，乃至可全面问题化的历史局限性。

　　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等远东异域令英国人一度目眩神迷。当时的远东供应着欧洲渴求的香料和奢侈品，也是欧洲幻想中潜力无限的商品外销市场。作者罗伯特·马克利重新思考了彼时英国文学对国族和个体身份的想象，由此考察富强的远东如何唤起英国的追慕与忧惧。

　　本书是英语世界中国形象研究的“转向”之作，也是一部“亚洲主导秩序下的英国文学史”。继萨义德《东方学》及后殖民研究之后，马克利进一步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审视了弥尔顿、德莱顿、丹尼尔·笛福和斯威夫特等作家如何应对一个愈发陌生又颇具挑战的世界格局：迄至1800年，远东帝国主导着全球经济，而英国则身居边缘。

　　为了还原早期现代欧洲作为“弱势”文明对富庶的亚洲的历史想象，在细读文学经典的基础上，作者还广泛探讨了荷兰商人、欧洲传教士、俄国使团、西方地理志作者等群体撰述的两百余种作品和史料，勾勒出一幅“远东中心”的全球史图景，深刻影响了同领域此后至今十余年的研究方向。

　　本书属于清华大学世文院“文学与世界史丛书”的跨文化视野下英国早期现代系列。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简称世文院）成立于2016年，以共性和前沿命题研究为主旨，致力于开展中外学者合作的英美研究、比较人文与跨文化理论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主编：颜海平（清华大学），副主编：Martin Puchner (哈佛大学)、何伟文（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