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丨王晴：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的生成：族群意识与实证交融下的文本阐释

　　本期新青年王晴，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民间文艺学，研究兴趣包括运河文化流动与多民族交融、街舞政治、嘻哈文化研究。本文通过分析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指出其分析方法应“造国民”的意识形态和唤醒民众精神的时代需要而生，作为解剖文本流变的方法和理论工具，其影响不限于史学、民间文学领域，而是符合中国现代学术整体走向的一种科学视角，20世纪初期文学进化观的盛行、中国现代民俗学对欧洲民族主义经验的汲取、知识界“眼光向下”的文化取向，都在形塑顾颉刚的分析方法并影响其思考维度。

　　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应“造国民”的意识形态和唤醒民众精神的时代需要而生，作为解剖文本流变的方法和理论工具，其影响不限于史学、民间文学领域，而是符合中国现代学术整体走向的一种科学视角。20世纪初期文学进化观的盛行、中国现代民俗学对欧洲民族主义经验的汲取、知识界“眼光向下”的文化取向，都在形塑顾颉刚的分析方法并影响其思考维度。家庭教育、思想志趣和个人情感经验，造就了顾颉刚对待民间文学的科学态度及探索精神。《古史辨》写作、吴歌搜集、孟姜女故事研究等实践推进了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的运用和方法论的深化，并引发多学科相继效仿，在当时及后世民俗学、文学、史学研究中皆具典范意义。

　　顾颉刚未曾出国留学，但仍受西方和日本的普世主义文明论、文明史书写之影响，配合中国校勘与训诂的学术传统，探索出“层累演进”这一偏于实证和应用的文本分析法。“层累演进”这一指称强调顾颉刚自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内在逻辑高度一致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和“历史演进”分析法，且该研究方法在文学、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共享。史学领域多将顾颉刚的民间文学成就视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包括顾颉刚自己也如此认为；民间文学领域则称颂其家乡歌谣搜集、孟姜女传说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开拓性。事实上，学科边界并非意味着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完全区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面对文本（如史料、传说、戏曲、宝卷等）时，都需要合理选择“切开”文本的科学视角和理论工具，顾颉刚的古史辨、孟姜女等研究都贯穿着“层累演进”分析法的逻辑。这一分析法是将科学辩证的学术思想落实于文本研究的具体实践，也是文本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符合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因而受到民俗学、文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关注。可以说，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是超前的，其学术方法既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也源自清末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

　　1923至1924年，顾颉刚先是提出层累造史的观点，接着发表考证传说变迁的文章，这两项成果皆因观点的新颖和方法论的创新引发学界热议。钟敬文称“《古史辨》最大的价值，是在他的方法而非本身的成绩”，即顾颉刚开创了一条科学研究历史叙事文本的路径；洪长泰也称，在1920年代的中国，“顾颉刚是认识到方法论重要性的极少数学者之一”。西方史学、汉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施奈德认为顾颉刚从“整理国故”中发现文本的社会生产内涵，这种进化论的思考方式超越了康有为的“只破不立”；洪长泰从民间文学搜集与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分析顾颉刚的治学方法，论及欧洲民族主义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汲取欧洲民族主义经验而兴起的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成为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生成的语境前提。

　　基于20世纪初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体语境与个体情境，在思想上，顾颉刚如何敢于“疑古辨伪”，将三代以前的历史视为神话传说？在方法上，顾颉刚如何想到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神话及传说进行“实验解剖”？本文试从国家意识形态、智识阶层的文化取向、实证主义研究思潮、教育和情感经历等因素出发，论析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生成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动因，从而解释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革新与中西文明交融中产生的国家民族主义、五四歌谣运动、进化论与实验主义教育、平民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到，该研究方法的生成与其家庭背景、接受的国学教育密不可分，也与“新文化运动”后期倡导“平民文化”和“新诗”的时代背景相关。中国民俗学发端之时“自由的民族主义”特质，是滋育“想象的民间”之温床，知识分子想象的“民间”与“民族”之间的张力，更将《孟姜女故事研究》《吴歌甲集》推向经典化。

　　造国民的意识形态和“眼光向下”的文化取向影响了顾颉刚整理民间文学材料的方式和思考的维度。一方面，造“国民”（nation）这一全新的政治主体需借鉴欧洲民族主义经验，承继赫尔德民族主义精神遗产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恰逢其时。另一方面，智识群体“眼光向下”，将俚俗谣谚、曲艺纳入学术研究范围，褒奖才子佳人之外的“平民文学”，以服务于“造国民”的文化实践。

　　19世纪末，欧洲政治思想、文艺理论、小说、戏剧作品等不断被介绍到中国，知识界基于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的国情现实，在理解西方“浪漫民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时，根据反殖民的需要将其转变为“造国民”的“国族主义”运动。梁启超首先将中国国力衰靡的议题引到民族主义的讨论上，认为“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是抵御欧洲列强“民族帝国主义”的当务之急，欧洲之所以发达“史学功居其半”，进而提出在“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需要一种为国民而作史的“新史学”，打破旧有的“君史”叙事并与“人种”进化相勾连。晚清改良派和立宪派知识分子批判中国史学传统，从历史文本筛选契合国族精神的书写，糅合为民族英雄神话，在“重构”与“发明”中编纂历史教科书，将“历史”化为国族主义叙述策略的一部分，以振兴国魂。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启发顾颉刚注意古史、帝王传说与社会进化的关联，顾颉刚回忆，“他（夏曾佑）说明了神话在古代史中的地位，并举出巴比伦、希伯来和我国云南彝族的许多神话例子来和我国传统的古史相比较，又用非洲、美洲、澳洲的土人的渔猎社会和亚洲北方、西方的土人的游牧社会来说明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暗示皇帝时代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高度的文明。”因而将民间文学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搜集神话、传说来发展夏曾佑对“传疑时代”和社会进化的思考。

　　“造国民”的具体途径是“反正统”并看向“民间”。新文化“反”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看向的“民间”是自由吐露心声的民众生活，民族情绪和爱国情感亦成为影响学术方向的首要坐标。德国、芬兰、日本的民俗学发展史显示，民族或国家在战争和殖民的刺激下会诉诸于传统，从中挖掘维系民族认同的根基性资源，询唤振兴民族精神的内在力量，以实现战斗力的提升或解殖。五四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既非俄国民粹主义，也与德国将民族主义发展到纳粹时期强调的日耳曼单一民族主体不同，但思想界“内外交合的变革，其目的都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核心主题就是民族的生存与兴盛。”智识阶层批评过去对民众的忽视和压制，从行动上关注民众的文学，发起“眼光向下的革命”，将来自“民间”的民众之声作为唤醒民族精神的材料。《新青年》《歌谣》等刊物从民间传统提炼出与西方传统的相通之处，“为新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寻找形式与内容上的文学资源”，中国现代民俗学也经歌谣运动的发起逐渐成型。如洪长泰所言，“正是这个要改变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新使命，令民间文学运动与其他运动不同，也可能比其他运动更为出色。”

　　1918年2月1日由刘复、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发起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同年5月20日开设“歌谣选”栏目，陆续刊登征集的歌谣（由刘复负责编订），教师、学生、各省厅教育团体纷纷搜集歌谣并寄送。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同年12月17日歌谣研究会创立并发行《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出搜集歌谣有学术和文艺两个目的：学术上作为民俗学重要资料留存，以备专门的研究；艺术上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出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引发将来“民族的诗的发展”。“民族的诗”即是塑造新民的文学与文化，歌谣运动得到北京主要发表西方文艺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晨报副镌》、上海专辟歌谣栏目的《时事新报》“余载”版和传播人类学派观点的《妇女杂志》等诸多刊物的响应，一时间“平民文学”被推上正统之位。顾颉刚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下，产生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思想志趣，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加入民间文学的研究。

　　1917年顾颉刚先妻吴夫人肺病严重，隔年，顾颉刚神经衰弱，休学回乡。养病期间他见《北京大学日刊》每日登载歌谣，便从家中小孩口中搜集，托人到乡下采集，辑录约300首，编成《吴歈集录》一书。1921年10月，时任北京《晨报》文艺稿件撰述的郭绍虞向顾颉刚约稿，顾颉刚以笔名“铭坚”发表苏州歌谣，将方言加上注释，注重音韵学、文字学和风俗方面的信息，《晨报》连续登载吴歌三个月之久。另外，《歌谣》周刊编辑常惠多次催促顾颉刚写稿付印，《歌谣》第64期至第84号连续半年刊登吴歌，共计100首。1924年顾颉刚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歌谣》周刊编辑，在从事学术工作的同时以考证和求真的态度关注歌谣和故事，在校订和编辑歌谣的工作中认识文本的各类变体，为其故事“演进”的分析积攒了材料。据其自述，“云南、广西的读者也远道来函，供给民间歌曲，使得我扩大视野，认识这个故事在全国各地的面貌。”

　　五四歌谣运动的发生不仅是对儒家礼教的反抗，也是复兴本土传统的一种努力。“礼失求诸野”，人文科学领域大力引入西方知识范型作为参照，同时重视本民族文艺传统，回到传统中的“非正统”源头寻找民族精神，作为儒家礼教象征的孔子，也因整理诗经成为第一个利用民歌探究民众思想的伟人。顾颉刚在《崔东壁遗书序》讨论了孔子的历史观：“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足征’的，是史料，所谓‘吾能言’的是传说。”继而认为“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开始对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系统思考。1921年顾颉刚经胡适介绍，为商务印书馆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在第一编“总说”的“历史演进”一节，开宗明义表明认识历史不能依赖文字资料，书本以外的事物也都是历史的材料，同时不能只关注英雄成败的历史，而是要顾及民族、社会、政治、学术四方面。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从史学视角分析大禹神话、孟姜女故事。

　　“五四”知识青年并非是均质的群体，他们在接触西方民主思想、无政府主义、革命派或改良派的理论并亲历一番实践后，重新对自身学术道路加以选择，因而这一群体在后期发生了分化。在实证精神与浪漫主义人文素养之间，顾颉刚、胡适不同于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其学风和研究方法进一步走向了实证，服务于造国族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新文化运动科学思辨的学术风气，文学进化发展观的盛行，为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的生成提供了语境前提。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倾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提倡向西方学习，变革落后的技术生产，同时注意到文化在增强民族认同、激发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当时，西方或日本人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介绍和译述希腊罗马神话的作品不断引入国内出版，这些作品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在方法上推崇实证，注重材料搜集和考证。如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萨幼实编译的《东洋文明史》等。顾颉刚11岁在书铺购买《西洋文明史要》，读《新民丛报》，1916年准备北大文科考试时，阅读了心理学、社会学相关的西方著作，对其后来的实证研究起到启蒙的作用。

　　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同时将斯宾塞的理论引入中国以纠正赫胥黎“人治”战胜“天行”的适者生存之理，转而用“物竞天择”的铁律唤醒国人。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未被国人理解，《天演论》宣扬的“优胜劣败”公式则迅速得到响应，知识分子开始以文化进化的观念解读民间文学作品，借欧洲经验唤起“人类思想演化的历史以及这样一种运动的历史”。李伯元认为“俗语文化”的流行是文学进化，梁启超强调文学进化的关键是“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胡适认为文学进化是“文明进化之公理”，民间文学成为向国民灌输维新思想的工具。

　　胡适留学时受到西方实证哲学的思想训练，在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学术引导下，确立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一点一滴地“改进”文明。这也是杜威“实验主义”提倡的真实可靠之进化。胡适认为，赫胥黎、斯宾塞“演化论的哲学”可应用于中国历史和神话传说的研究，因而将“文学进化”视为“文学革命”的重点，提出极富操作性的“历史演变法”：

　　第三，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胡适在论述演变法时将母题（motif）术语引入国内，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分析提供切面的思考模式和实操工具，成就了董作宾的《看见她》。1936年胡适在《歌谣》周刊《复刊词》强调，整理歌谣是为“新文学”开辟园地，将歌谣搜集视为文学进步，与诗体解放的“文学进化观”融为一炉，影响到弟子顾颉刚的史学研究。顾颉刚回忆道：

　　适之先生带进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史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

　　胡适的观点提醒顾颉刚将历史视为一种书写而非权威，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清代崔述、姚际恒和宋代郑樵等人的疑古思想。因胡适多方追寻崔述的著作，顾颉刚1931年赴河北访古收获了崔氏墓碑碑文、崔述遗著，后花费十余年整理《崔东壁遗书》，想要“把二三千年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鸟瞰，使读者明白东壁先生在辨伪史中的地位，从此明白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胡适评价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指出顾颉刚所研究的是“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崔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成为顾颉刚层累史观的前身。此外，最恨“空言著书”，注重实验的郑樵也是顾颉刚自北大毕业后的研究对象，郑樵强调“《诗》《书》可信，然而不必字字可信”，以科学批判的精神感染了顾颉刚。

　　因而，崔东壁启发顾颉刚“传、记”不可信，姚际恒启发他“经”不可信，郑樵则教会他融会贯通，引起了他对《诗经》的怀疑，“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顾颉刚醉心于古史研究，对疑古派的批判精神大为赞同，从而不满足于故事的某一种文本或文体，为歌谣、故事的演进研究（作为他历史研究的辅助）奠定基调。

　　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对顾颉刚“层累演进”分析法的形成固然重要，但这项开拓性的事业也是其家庭教育、思想志趣和个人经验等多重因素的造就，需根据顾颉刚本人在学术和情感经验中的能动认识来论析其学术理路。

　　顾颉刚生于书香门第，了解书义甚早，6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古书。从小接受系统的启蒙教育，家教森严，其父是强学会江苏分会会员。沉闷的读书生活外，祖父、祖母、家仆讲的神话故事是其乐趣源泉，故事“累积”过程也由此被他注意。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回忆：

　　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顾颉刚迷于戏，曾从苏州跑到上海去听，1912年进入北京大学读预科后，更是大看特看，导致课业成绩的下滑。看戏的兴趣令他关注起一个故事因时因地因人而变迁的现象，萌生作《戏剧本事录》考证戏曲演变的想法。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歌谣征集运动，因病休学在江苏老家的顾颉刚在搜集歌谣时意识到文本的变异性，“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有的歌因为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同时联想到戏曲、传说等其他民间文艺形态的变化。在辑录郑樵诗论时，关注到孟姜女传说从“数十言”演成“万千言”的流变图景：

　　1921年的冬天，我为了辑集郑樵的《诗辨妄》，连带辑录他在别种书里的诗论，因此在《通志·乐略》中见到他论《琴操》的一段话：“《琴操》所言者何尝有是事！……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这是我对于她的故事的注意的第一回。

　　诗经研究成为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直接刺激，同一时段，他的古史研究也在推进。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并在第二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印证这一观点。1924年《歌谣》周刊向顾颉刚征文，他以三天时间写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在《歌谣》周刊第69号上发表，向世人展示了一则有史记载的传说随文化中心迁流、受时势风俗影响而变、凭民众情感和想象而发展的面貌，引起学界极大反响。刘半农从巴黎来信，评价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是“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钟敬文称这项研究“竟如剥茧抽丝，毫不紊乱……精心独到”；读者群体也寄送多篇孟姜女相关歌谣、小说、图画、抄录的文献记载等。这些催使他写出《杞梁妻的哭崩梁山》《孟姜女十二月歌与放羊调》《杞梁妻哭崩的城》《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传说》等文章。后为《歌谣》周刊编辑9期《孟姜女专号》，专门刊登孟姜女歌谣、唱本、宝卷、图画等，并出版《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三册）。顾颉刚认为传说是“民众们一层一层地造成之后而给士大夫们借去使用的”，进而将孟姜女传说从春秋《左传》记载的“杞梁之妻”“不受郊吊”，西汉以前的“悲歌哀哭”，西汉后期的“崩城”，到唐代出现的“孟姜女”和“范郎”，宋初的“寻夫送衣”的历时演变做考证式梳理。进一步作地域系统的比较研究，总结出故事流变规律，“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即人物、情节、主题、思想的变化。

　　除历史地理比较研究外，顾颉刚注重不同时代民众思想情感对文本流变的影响。杞梁妻的哭崩杞城和梁山的传说发生在汉魏，是因汉魏民众“酷信‘天人感应’之说”；孟姜女送寒衣的传说发生在唐末，是因唐代民众“满装着‘夫妻离别’的怨恨”，故郭绍虞“传说的转变多由于文人虚构的作品风行以后的影响”这一论断有失偏颇。基于《歌谣》周刊时期的学术语境，知识分子“看向民间”自然秉持“圣贤文化”与“平民文化”的二元观，顾颉刚在知识阶层与民众的比较中，发现礼俗相异导致的故事相异：

　　杞梁妻的故事，最先为郊吊，这原是知礼的知识分子所愿意颂扬的一件故事。后来变为哭之哀，善哭而变俗，以至于痛哭崩城，投淄而死，就成了纵情任欲的民众所乐意称道的一件故事了。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和《游历记存》中讨论过该故事的变迁，结论为“诸史并无妇哭城崩事”“孟姜女哭长城，所在附会”，将故事视为不足信的历史。顾颉刚指出这类视角的弊病，“他们要把同官和澧州的不同的孟姜女合为一人，要把前后变名的杞唱梁妻和孟姜女分为二人，要把范夫人当作孟姜女而与杞梁妻分立，要把哭崩的城释为莒城或齐长城……”，因而“只能推翻它们的史实上的地位而决不能推翻它们的传说上的地位。”顾颉刚以传说的眼光看历史，通过对文献的爬梳发掘孟姜女的种种变体，关注到与其观点相似的思想家的论断。如东汉初年的王充“欢喜用理智去打破神话”，启发他将古史记载的传说视为轮廓，再结合小说、戏本等不同类型的文本，找出“传说中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为学者们编定的古史所迷误”。

　　古史辨伪、吴歌搜集、孟姜女故事转变的研究工作相互交织，共同催生顾颉刚的“层累观”走向成熟，启发他以“历史演进”分析法解剖传说、辨伪古史，并梳理出文本流变的线年后，胡适受时势影响转而“信古”，顾颉刚发文批判，转而多与钱玄同讨论古史问题，以坚守其“辨伪”阵地。钱玄同强调崔述《考信录》、康有为《伪经考》、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订》等这类“辨伪的名著都是研究国学的人应该先看的书”，令顾颉刚颇为赞同。直至晚年，顾颉刚仍计划整理十万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续编、撰写长篇《孟姜女考》，遗憾的是该计划终未完成。

　　相较于英国民俗学发端的“遗留物”范式，中国现代民俗学滥觞期更接近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塑造与建构民族英雄、重振民族精神的历史范式。皇帝因战胜百族被奉为创建大国的英雄，秦始皇因挞伐异族而功绩显赫，岳飞、郑成功也成为抵抗外辱的侠义家。知识界在对抗与接受外来思想、反殖民以及应对西方现代性的国情下，决然看向“民间”，汲取“反正统”的民众文化之养分来救国。“其旨趣在于‘发现’民俗中由于现代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丧失之后而被感知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原型或底层。创造出独特的民族性和国民性。”

　　在这种情境下，拥有扎实国学基础的顾颉刚在胡适指导下学习崔述、郑樵、姚际恒等人的疑古思想，塑造了其辨伪的头脑；在与钱玄同的讨论中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解决历史与传说杂糅的问题；在古史辨伪、吴歌搜集、孟姜女故事转变研究工作的相互交织中，进行文本流变的实操，推进方法论的成熟；在浪漫民族主义激起的中国民俗学和实证主义思潮中不断提升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层累演进”分析法是时代使命、社会思潮、个体经验共同影响的结果，为当时及后世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提供了辩证看待民间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科学观念，以及解剖历史叙事文本的具体路径，其方法在21世纪推崇实证的学术氛围中逐渐走向了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