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异质性”写作建构青年文学审美范式

　　有人说，要想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和审美范式，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让作家列书单。一些当代青年作家和读者往往更热衷于阅读外国书，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青年必读书》中提到的这种现象，经过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波助澜，逐渐由“时尚阅读”演变成为当下的一种“生活日常”。对于青年作家而言，“看外国书”似乎就像朋友交谈时口中无意间冒出的英文单词一样自然，毫无违和感。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春是用来奋斗的。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摆脱写作惯性，突破审美瓶颈，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叙事之维，是摆在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面前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种种迹象表明，青年作家目前正在经历着自我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双重觉醒。与“青春文学”分道扬镳，完成“自发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型的成人礼，基本构成了现阶段青年作家的共同心声。与前辈作家相比，他们更加渴望通过文字呈现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自我。于是，“自我”成为当代青年作家写作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尝试去触摸和理解世界、历史和人生，尝试去思考和阐释个体与他者、存在与虚无、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艺术辩证法。而“自我”之于青年作家，最显著特征就是“小”，换句话讲，“小我”几乎成为青年作家“自我”展现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我”构成了青年作家的文学世界观的话，那么“小”俨然就是他们的创作方法论——无论他们从事的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属于“技术流”还是“内容派”，是笃信“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拥趸，还是秉持“写给永远的少数派”理念的先锋主义信徒，抑或是践行“文学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接班人，都力图在作品中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风格化特征和个性化气质。

　　理论上讲，青年作家对于“自我”的反复找寻与确认，以及对个性化写作的极端推崇与强调，应当催生出一个更为斑斓、多元的文学生态。然而，整个当代文学格局并未因他们的介入，而出现本质性的裂变，反而在表面的丰富多样中隐隐显露出一种更为同质化、单向度的创作趋势。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写作经验不足，生活阅历有限，艺术技巧有待打磨，思考深度需要加强，等等。然而，在我看来，当代青年作家要想突破写作困局，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个性风格，前提条件是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既定文学场域与审美范式有一个清醒的审视与反思。

　　皮埃尔·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文化活动都是在一定场域中多方活跃的资本力量相互角力竞争的结果。当下青年作家所面临的文化语境是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价值力量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此消彼长，配置重组后，基本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和平期”。在主流文化熏陶下，青年作家树立起契合时代精神的人生观、价值观；“后先锋时代”的文化语境建构了他们“后精英化”的思维认知模式；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学则直接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搁置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不谈，仅就精英文化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多数青年作家均接受过系统化的大学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和背景。而当前大学里最红最火的教授、学者无不参与或见证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有些甚至就是凭借“重写文学史”，组织策划“人文精神大讨论”，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著作，阐释、解读“先锋派”作家作品而在学术、理论、批评界扬名立万。在这种思想氛围的教化、熏染下，青年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所谓“文学性”“审美性”“纯粹性”“艺术性”浓郁的现代派、先锋派作家，以及那些被“重写文学史”打捞上来的作家情有独钟。

　　为了更好解释这一现象，我们不妨从去年《中华文学选刊》策划的关于35岁以下“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谈起。当问到“哪三位作家曾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时，在这些青年作家列举的名单中，外国作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17名受访者平均每人列举三名作家，其中提到的外国作家名字就有246名，占比高达70%以上，这意味着平均每位受访者名单中会出现2个及以上的外国作家名字。有人说，要想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和审美范式，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让作家列书单。一些当代青年作家和读者往往更热衷于阅读外国书，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青年必读书》中提到的这种现象，经过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波助澜，逐渐由“时尚阅读”演变成为当下的一种“生活日常”。对于青年作家而言，“看外国书”似乎就像朋友交谈时口中无意间冒出的英文单词一样自然，毫无违和感。

　　当然，对此我并不抱有太多成见。作为青年作家中的一员，我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开阔的世界视野、多元的创作技法、前沿的文学理念、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平等的对话交流方式，等等。思想文化的开放、资本市场的繁荣、网络科技的发达让青年作家可以更直接地接触、感知世界文学的生态样貌，可以更充分地吸收、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经验。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对于“先锋”叙事神话的顶礼膜拜，以及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理念的盲目推崇，势必会为当代青年写作带来一系列集体性的认知误区，诸如知识大于经验、形式大于内容、概念大于形象、虚构大于真实、前卫大于传统、自我大于一切，等等。而这些价值偏见恰恰正在假以“纯文学”之名建构起新的“楚门的世界”。

　　有鉴于此，我们更应期待和呼唤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异质性”写作。这里的“异质性”既非单向度地指向一种破坏性、对抗性的意识形态美学观，也并非无条件地等同于“前卫”取代“守成”的文艺进化论，而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去勘探写作的开放性、建设性以及作家自我风格的成熟度。更确切地讲，“异质性”应当被拆分成“异”与“质”两部分：“异”是溢出，是特性，是辨识度，是公共经验的个性化表达；“质”是聚拢，是共识，是诠释力，是个人经验唤起的群体共鸣。诚如李敬泽所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个人与他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青年写作的“异质性”同样如此，它本质上就是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如今，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全球化、互联网、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文化形态，正在不断刷新和改变着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这其中必然也孕育着文学范式转型的诸多“异质性”因子。作为新时代的剧中人，我愿与同代人一道，以真正意义上的“异质性”写作来建构一个更具生命力、可能性、多元化的青年文学生态。（赵振杰）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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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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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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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