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对中国城市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多重要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国际分工也随之呈现日趋深化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和成本最低原则，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通过产品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等方式，将产品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生产环节分配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有着密切关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自然资源、人口红利等要素禀赋，在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深化的契机，通过引进外资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并实现了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来看，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呈现明显改善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而外资进入的重心也逐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其次，从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高度化来看，虽然制造业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比重在持续下降，但其引资结构正在逐步优化，而制造业“低端过剩、高端不足”“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等现象的存在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最后，从产业结构布局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中国制造业集中分布地带，无论是在引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在利用外资规模和效率方面，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都具有绝对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存在区位劣势、资金不足以及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无论是在产业结构优化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简而言之，虽然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得到较大改善，但中国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虽然经济发展过程的非均衡性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手段，然而这必将导致地区间、产业间资源分配结构失衡和资源利用效率不均等问题，长期而言这必将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而外资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外资进入可能通过充分发挥溢出效应和“鲶鱼效应”改善制造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有选择地进入特定地区优化外资区域，布局充分利用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缩小区域间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外资进入的结构性倾斜也可能加剧中国固有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偏差。因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积极合理地引导外资流向，由注重外资引进规模转向重视外资引进质量，使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调相一致。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以往依靠资源和成本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逐渐难以为继。其一，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加之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其二，中国主要从事产品价值链上处于低附加值地位的加工、组装环节，且加工贸易呈现“两头在外”的发展特征，因而面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而，面对经济新常态即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联，在促进外资稳定增长并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中国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对于推动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的确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然而由于外资来源地和外资进入方式不同，与其相应的生产结构和技术水平必定也有所差异，从而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同时，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和国家政策导向不同使中国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性，从而造成区域间产业布局、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针对外资进入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异质性影响展开分析，以便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从外资来源地、外资进入方式、地理位置和行政等级四个方面分别探讨外资进入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异质性影响9。

　　本文首先按照外资来源地和外资进入方式将其进行划分，其次考虑到城市内产业间资源再配置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进入产业类型(高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10)对其进一步细分，以具体考察外资进入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资进入并未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而来自非港澳台地区的外资进入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无论是来自港澳台地区还是非港澳台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低技术产业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负向阻碍作用，来自非港澳台地区的中低技术产业外资进入则并无显著影响。对于以上回归结果，合理的解释为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资进入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且以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为主，不仅阻碍中国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而且对高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也有限，因而总体来看并无显著影响。同时，来自非港澳台地区的外资进入更偏向于分布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且高技术产业占比较重，从而可以通过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优化中国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作用。

　　以独资方式的外资进入虽然未能有效促进中低技术产业实现结构调整，相反还对其产生了抑制作用，然而其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优化升级，从总体上对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结合进入产业来看，以合资方式的外资进入均未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对于以上结果，可能的解释是独资企业由于没有中方参与从而在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上更为先进，并且母公司更愿意将其先进技术通过独资方式带入中国从而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且由于中国外资管制呈现逐渐放宽趋势，独资进入方式早期在高技术产业存在进入壁垒，结合中国引资区位优势，外资独资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行业，且主要将其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对中国中低技术产业可能存在低端锁定风险;然而随着外资管制逐渐放宽，高技术产业独资进入通过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以及通过上下游价值链延伸等产业关联方式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而以合资方式的外资进入从主观方面来看有较为强烈的限制技术溢出意愿，其更多将关键技术保留在母公司内部，且通过严格把控合资企业中方生产研发决策及从国外进口高附加值中间品等方式，将中国制造业锁定在低端加工环节，从而限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将城市划分为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11，按照行政等级将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和大城市这三类划分为高行政等级城市12，其他城市相应划分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回归结果表明，外资进入促进了内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而并未对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外资进入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正面作用存在递减效应，一方面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开放时间较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较为充分，在市场竞争程度已然较大的情况下，外资通过竞争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改善空间较小;另一方面在于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和政策倾斜，不仅较早形成了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而且近年来开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然而由于面对低端锁定的情况，外资通过溢出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同样相对较小，而内陆地区情况恰好相反，所以更容易通过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外资进入对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是由于在中国，各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发展程度与该地区或城市的行政等级高度相关，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不仅能有效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涌入，而且往往具备更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支持等优势，因此通常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更具备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一系列必要条件，而外资进入本身也更容易选择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从而更容易推动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在促进外资稳定增长，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前提下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基于1998～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制造业内部生产结构调整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仍然成立。

　　本文进一步以城市间、产业间和企业间三种资源配置形态为影响机制，分析外资进入作用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结果表明，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城市内产业间和企业间资源再配置效应促进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前者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源从中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后者表现为持续生产企业间和企业进入退出间生产结构调整。外资进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来自非港澳台地区和以独资方式的外资进入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外资进入对内陆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第一，要加快完善并积极推进全面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法，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基础上，提高利用外资效率和质量，使其充分发挥在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二，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布局，合理引导外资流向，继续加大引导外资流向中国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即高端制造业，充分发挥其产业间资源再配置效应，与此同时，利用外资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在有效改进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上实现优胜劣汰，加快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第三，优化外资区域结构布局，实现东部地区向产品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不断攀升，同时帮助中西部地区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促进区域间资源优化再配置，缓解中国区域间产业结构不均衡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等问题;第四，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价值，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充分利用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第五，优化中国投资环境，完善法律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中国市场体系建设，改善行政管理环境，提升政府服务质量，营造公平有序、安全稳定、法制健全的市场环境。

　　资料来源：肖琬君，冼国明，杨芸，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研究.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