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框架”的方法论意义——韩庆祥著《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中的哲学观

　　韩庆祥教授在《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这部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方法论，并以此为基础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人性论、社会历史规律、21世纪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一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深入理解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方面，带来诸多哲学观和方法论上的重要启发。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方法论是哲学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哲学是“抽象”的，以至于人们很难说清楚“哲学为何物”。即便是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也很难给哲学作出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因为哲学是抽象的，所以似乎哲学只是一种人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法论”。而有怎样的方法论，就会形成对事物的怎样的理解，这就意味着方法论问题对于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至关重要。进一步，方法论为什么会不同呢？说到底是因为“哲学观”不同，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方法论，哲学观决定了方法论。

　　“方法论”总是不自觉地蕴含在人们对世界作出的理解和解释当中，通常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对世界作出的解释是缺少思维方式规划的。在哲学的意义上，方法论决定了我们怎样理解和解释世界，因此方法论决定了全部思维方式。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该方法的性质、特征、功能有哪些等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就构成了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认识方法”一般蕴含在思想内容之中，因此这些方法是隐匿着的，而哲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认识方法”从具体的思想理论内容当中“抽象”出来，以便达到对“认识方法”的自觉，而这一哲学的“抽象”过程（反思活动）所形成的关于方法的理论，就被称为“方法论”。

　　关于“方法论”的隐蔽性质，黑格尔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黑格尔在建构他的逻辑学体系的时候，对逻辑学的看法就是：逻辑学是思维的“纯形式”。往往人们直接从事的思维活动总是更容易把握到思想的“内容”，而对于蕴含于全部思想中的“纯形式”却不会给予关注。而这一思维的“纯形式”就是蕴含在思想内容中的“逻辑学”。正因为逻辑学是“纯形式”，因而不容易被人们所自觉到，这就如同人们不学习生理学，但他的身体却也会消化一样。生理学不是帮助人消化的，而是让人能够自觉到“消化是何以可能的”，仅此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容易忽略对方法论的认知，而是直接沉浸在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当中，这就导致方法论作为如此重要的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形式”经常处于隐蔽状态，而哲学作为自觉的方法论建构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那么，为什么需要“方法论”？方法论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根本内容，乃是因为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总开关”，人们在对世界作出理解和解释的时候，首先要对自己的认识方法加以反思，唯当如此，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活动成为“自觉”的认识，而非“盲目”的认识。显然，自觉的认识有利于把握事物的“真理”，形成真理性认识；相反，“盲目”的认识容易出现误解、曲解，甚至出现谬误性认识。正是因为方法论决定了认识的真理性，因而显得至关重要。

　　按照韩庆祥教授的观点，哲学方法论是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时候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分析框架”既是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哲学观。因为，方法论是由哲学观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对于事物的哲学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分析”活动，而分析作为一种逻辑活动显然应该成为认识事物的“思维形式”，因此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必然要通过“分析”进行，而对于分析的逻辑活动而言，“框架”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框架”是思维的逻辑结构。如果说思维不是杂乱的，就必然要以某种逻辑结构的形式呈现事物的本质，而这一思维的逻辑结构就是“分析框架”。这样，在《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中，无论是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无论是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还是对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均首先明确了“分析框架”。

　　当人们面对一个事物试图对其加以解释的时候，总会有不同的“分析框架”，仿佛在一个无限可能的认知空间中，首先要找到观察坐标一样，否则无法把握世界。这种对“分析框架”的理论自觉，则构成了哲学思维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为达到对事物的客观理解，首先在方法论上确定了“分析框架”，从而使其后的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和解释符合这一分析框架而不至于陷入对事物的偶然的和片面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自觉”是解释世界的前提。应该说，这一对方法的自觉来自于西方近代的认识论哲学的启发，它起源于恩格斯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哲学是在反思的意义上认识世界的“本质”，而其他科学则是在知性思维的意义上认识世界的“现象”或“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把哲学称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1】这种对方法的自觉也构成了哲学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前提。

　　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而不同的哲学家会形成不同的哲学观点，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哲学”本身加以反思，这种对“哲学”本身的反思就构成了“哲学观”。所以，哲学史上不同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所以不同，根本上乃是由于哲学观的不同。方法论作为哲学，同样取决于哲学观。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哲学观决定了方法论的性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往的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可以看作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使命就是要探讨理念或绝对真理。柏拉图把世界分为“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对理念的认识构成了哲学的根本任务。一直到康德，都在探讨“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且把建立形而上学的知识作为目的。黑格尔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完成了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逻辑学建构。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主要是探讨超感性对象的真理问题。这一传统一直贯穿西方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作出了深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哲学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更要“改变世界”。这样，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因为上述哲学观上的差别。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观把哲学看作是绝对精神的纯粹逻辑的自我建构活动，而马克思则认为，哲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哲学所具有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本性。他在谈到辩证法的问题时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这足以看出，马克思把辩证法运用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分析当中，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框架。辩证法的本意是对现存事物的有限性和短暂性的揭露，马克思以此为支撑将其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正是这种哲学观的差别，决定了方法论的差别。

　　“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显然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实践论和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出的具有独特视角的理解。《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从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分析框架（解释框架）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协举辩证法‘一主二基’思维范式、实践生成论、人的本质四维论、社会层级结构论、发展代价论、‘动力-平衡-治理’三机制论、中国道路本源意义论、治国理政哲学智慧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维逻辑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五维规定论、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论”等理论问题。【3】这里，“分析框架的哲学”包含着一种具有独到见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哲学观的本质，这一本质具体地指向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聚焦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被具体地落实在了“分析框架”这一方法论当中，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实现了创新性的理解。

　　以上对“分析框架”方法论所呈现的哲学观的分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以“分析框架”方法论为主导的哲学范式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无疑开创了唯物史观范式，这种唯物史观范式的哲学把马克思的哲学和以往唯心论的思辨哲学区别开来。因此，从哲学范式的角度看，哲学观上的差别必然导致哲学范式的变革。而“分析框架”的哲学同样具有哲学范式创新的意向，最根本地体现在《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明确提出了“一主二基”【4】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范式。正是基于这一哲学范式，这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新观点。比如，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理解中，提出了“协举辩证法”【5】的观念，这就打开了从系统性、运动性、有机性、生成性等角度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新空间，这一理解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以往抽象的“概念辩证法”的根本区别。

　　一般来说，一种哲学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不同，根本上是由于方法论以及哲学观的不同，这一点的启发意义在于：对于创造自主知识体系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发现问题，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问题意识”。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问题意识”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基础是，除非确立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并由此形成新的方法论，才能面对同一个事物发现不同的“新问题”。而这无疑需要在哲学观层面上首先作出谋划，因为方法论作为新的解释原则内涵在哲学观的变革之中。否则，如果在同一个方法论视域下，逻辑的本性会导致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不发生根性的变化。比如，正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这一方法论，才建构了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体系；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才创造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哲学观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方法论的变革，是创造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所揭示出来的哲学观及其方法论的主旨，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6】习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作出了深刻阐释，同时也意味着深刻把握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具有的重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研究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前文指出，方法论问题决定了具体思想内容的真理性，如果方法论有问题，具体的思想内容就容易出现错误。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其中在理论的意义上就是要创造自主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大量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西方先进的思想给中国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西方思想理论的“路径依赖”，甚至出现了“言必称西方”的现象。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在于，他把理论思维和一个民族的科学存在直接联系起来了。显然，这里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而无论哪种科学都需要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程度最高层次的表现就是创造自主知识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些科学技术知识被西方垄断，而中国的发展依靠这些科学技术的支撑，但这些知识体系显然归属于西方国家，这就需要自己民族的科学家确立自主的知识体系。

　　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如果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原理、规律都是由西方国家的学者所提出，这就很容易导致西方国家的“文化优越感”“文明中心论”，同时形成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自卑感”和“文明边缘论”。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意味着该民族的“理论思维”程度尚不够高，因而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无法得到理论的呈现，这难免会破坏一个民族国家的尊严，特别是就哲学来说更为重要。黑格尔曾经把哲学比喻为“庙里的神”。如果庙里没有神，即便庙宇富丽堂皇，但却也不能称之为“庙宇”。按照黑格尔的这一比喻，哲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理论，等于该民族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可见，创造自主的知识体系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均是和民族命运直接相关的十分紧迫的重大课题。

　　总之，“分析框架”的方法论意义对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理解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呈现了方法论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在对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哲学原创性贡献的理解方面，“分析框架”的方法论运用敞开了新的视野，这对于推动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序言第1页。

　　【3】韩庆祥虞海波：《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11-312页。

　　【4】韩庆祥虞海波：《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页。

　　【5】韩庆祥虞海波：《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

　　【6】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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