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关于中国科学发展需要认线个问题

　　1968年韩启德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到陕西省临潼县多所基层医院工作；1982年从原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工作；1985年至1987年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系进修；1987-1988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讲师；1988-1995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1995年加入九三学社；1995年至2000年在北京医科大学工作，先后担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心血管基础研究所所长；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至2002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医学部主任、心血管研究所所长、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至2006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六届副主席；2003年至2013年担任第十、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06年至2016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七届、第八届主席；2016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2020年任北京大学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 。2019年12月18日，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比如《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科学的解释中，前面用了不同的限定词，但最后都落脚到“知识体系”上。

　　科学是继承古希腊理性传统，经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而形成的，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社会建制。同时必须明确，科学只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系统中的一种。

　　许多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外部需求的驱动力越来越强大，发自科学家内在的动力越来越弱，乃至基本消失。

　　但我更同意另外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即内部动力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且当下仍不乏在内部动力驱动下做出的重大科学成就，例如佩雷尔曼破解庞加莱猜想后拒绝接受一切重大奖项，又如华人数学家张益唐在失业与贫困中坚持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终于在孪生素数猜想领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从许多诺奖获得者身上也能看到纯粹从发自内心对科学的追求所取得的强大动力。

　　但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天文学革命的产生，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是纯粹出于好奇，其目的可以说是中性的，但还是很难与价值完全分离，因为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树立起人可以独立于自然的价值观念，那些科学家不可能解脱思想禁锢去研究那些问题。

　　现在似乎有一些“突破期”的迹象，包括：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融合发展；大科学的兴起；量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暗物质、暗能量的证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基因编辑技术的逐渐成熟；脑科学和认知研究的进展等等，这些发展使得现代科学确认的基本范式受到了挑战。

　　文明发展的特点是多元的、不均衡的，并可分历史阶段的。因此出现了以不同地域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来划分的所谓各种不同文明。

　　文明发展到现今已经离不开科学，以西方文明为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因此，各国各地区文明无不留下西方文明的印迹。

　　但这是不是科学影响文明的唯一途径呢？显然不是。因为科学还对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科学具有超出功用的智慧和超出技艺的价值。现代科学的产生推动了人本主义与现代哲学的产生，人类对自身在自然中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已经能够改变、重组DNA，那时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提出反对，认为重组DNA的研究最终会改变人类自己。

　　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由来已久。1915年，在西方接受科学教育回国的先驱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22年，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表英文文章“Why China Has No Science”，他把中国无科学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哲学起什么作用的问题；1945年，竺可桢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但李约瑟与他们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并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文明的滴定》等著作中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李约瑟不懂中文，但自从对中国科学史产生兴趣以后，他穷尽毕生精力搜集了大量中国古代科学相关的文献、典故，总结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及相关理论。

　　首先，中国天人感应的世界观中，没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界，不会主动去追问和探索自然。

　　第一代的科学家出生于1890-1910年左右，代表人物有丁文江、竺可桢、叶企孙、苏步青等。

　　第二代科学家出生于1910-1930年左右，以华罗庚、钱学森、卢嘉锡、叶笃正等为代表。那时候已经有条件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加上战争和内乱等原因，他们滞留海外的时间更长，不仅接受大学本科教育，还接受了更加系统的科研训练，站在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这一代科学家回国之后，在第一代科学家的领导下，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基础。

　　第三代科学家出生于1930、1940年代，以袁隆平、屠呦呦、刘永坦、赵忠贤等为代表。他们在青年时，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他们带领中国科学追赶世界。

　　第四代科学家出生在1950、1960年代，以潘建伟、施一公等为代表。他们在国外留学阶段的科研水平达到当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回国后致力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对于中国科技的评价，经常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个是“厉害了我的国”，另一个是全方位被“卡脖子”，在两种评价之间摇摆不定。我认为，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

　　第三，关于某某领域“落后发达国家多少年”的说法，是很缺乏依据的。如果说是根据当前中国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多少年以前的水平，那么因为已经有了目标，追赶并不需要那么多年；如果说是估计需要多少年才能赶上，那么影响因素实在太多而复杂，这种拍脑袋做出的估计是靠不住的。当然，如果仅仅以此来激励我们自己努力追赶世界前沿，还是可以的。

　　是政策出了问题吗？国家不断出台政策，也不断有相关制度推出，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文件的落实情况还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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